作為醫學的組成部分的中國醫學，同樣是研究人體生命活動、疾病防治、增進健康、延長壽命和提高勞動力的知識體系和實踐活動。中國醫學與西方近現代醫學是有許多差異的，它的發展與地理、氣候環境，以及社會的經濟結構、科學技術、哲學思想和文化傳統等都有著密切的聯系。但這并不妨礙中國醫學成為人類共同文明的組成部分。
　　在醫學的發展過程中，有著更強烈的繼承性，凡是新的進步和新的創造發明，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攀登的結果。因此，研究醫學的過去，溫故知新借以為鑒，成為解決當前存在問題的寶貴財富。醫學科學的另一個特點是發展中的系統性，這無論在傳統醫學科學或現代醫學科學中，都有著明顯的表現。每一課題或學科問題的順利解決，都需要其他學科或專題的密切配合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分工和各司其職。醫學發展在當代面臨著分科越來越細，越來越專業化，往往難以避免局限性和片面性。醫學史是一門高度綜合的科學，在彌補上述可能的缺陷中，或能發揮其更為重要的積極功能和作用。
　　中國醫學史是中華文化歷史長河的一條支流，在人類文化的氛圍中生生不息，以其旺盛之生命力自立于古今學科之林，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和繼續存在的價值。歷代學者研究總結歷史經驗者頗不乏人，他們的醫史性著作雖有歷史局限性，但均在不同程度上給予我們許多啟示，例如司馬遷《史記》中的《扁鵲倉公列傳》，中國歷代修史，為醫學家立傳，記述疾病流行，詳列醫學文獻等，幾乎成為必須遵循的傳統。特別是傳記體醫史研究，有唐代甘伯宗《名醫傳》、宋代周守忠《歷代名醫蒙求》，明代李濂《醫史》，清代醫史類著作逐漸增多，如：王宏翰的《古今醫史》，徐靈胎的《醫學源流論》等，基本上都是以醫學人物為主體的名醫傳記性著作。涉及醫藥衛生各個領域，并以系統論述中國醫學編年史為特點的醫學通史著作的出現，當首推陳邦賢《中國醫學史》（1919）先生在論述自己為何研究中國醫史學時指出：“世界醫學昌明之國，莫不有醫學史、疾病史、醫學經驗史、實用史、批判史等，以紀其歷朝醫事之沿革，及其進化之理由，且以醫史學為醫學中獨立之科學。吾國昔時亦有李濂醫史，甘伯宗名醫傳，發皇往哲之奧賾，然咸秉傳體，不過較方技傳為略詳耳，吾國數千年之醫學，豈區區傳記遽足以存掌故資考證乎哉，此邦賢之所以發憤編輯中國醫學史也。”1932年第二次修訂，被收入《中國文化史叢書》中，后經日人山本成之助日譯在東京出版，1957年第三次修訂出版，內容更加豐富，各版次或有多次印刷，影響國內外中國醫學史研究甚巨。繼而則有王吉民、伍連德合著的《中國醫史》（英文版，1932年），李濤《醫學史綱》（1940），中國醫史研究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間曾比較活躍，創辦了中華醫史學會和中華醫史雜志，曾有較多的高水平醫史論文發表，推進了中國醫史學研究向著深層次發展，其間雖多次停刊，但七十年代末復會、復刊后學術交流空前繁榮，北京、上海、廣州、內蒙、黑龍江、遼寧、吉林、福建、浙江、陜西、安徽、廣西、四川、河南等省市自治區也相繼恢復或創建了醫史分會，各地區，有些少數民族還舉辦過各種類型的醫史學術會議，1992年8月于北京舉辦首屆國際醫史學術會議暨第十屆中華醫史學術會議。中國藥史學會、馬王堆醫書研究會、文獻學會等也積極開展各項學術活動。
　　1951年，中央衛生研究院中國醫藥研究所建立的醫史研究室是中國最早的醫史研究專門機構。1955年該研究所劃歸中醫研究院，1956年，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受衛生部委托，開辦了全國第一屆醫史師資訓練班，為中國醫學史的教學、科研培養了一批骨干。1982年經衛生部批準，在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室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李徑緯繼陳邦賢先生之后任該室主任、所長，1983年，衛生部委托該所為全國醫史與中醫文獻科研、教學骨干培訓基地。1984年10月，該所舉辦了為期將近一年的全國第二屆中國醫史教研骨干進修班。此外，陜西、遼寧、山東、湖南、上海、四川、湖北、天津等省市的中醫藥研究院也都設有醫史文獻所（室），少數民族醫學研究機構中也很重視醫史文獻研究和相應科室的設置。醫史研究的機構、組織和專業隊伍的布局漸趨合理、陣容不斷壯大。
　　教學機構不斷增加，人員不斷擴充，素質相繼提高，特別是1978年始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首次招收了醫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1987年又率先招收醫史學博士研究生，十多年來全國培養醫史碩士近百人，他們的學位論文使中國醫史學研究水平和學術價值均大大提高。在這十多年中，有計劃強調和加強了醫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少數民族醫學史調查研究，近現代醫史研究，醫學考古研究等等。在這十年中，中國醫學通史類、專科史類等專門著作的出版也很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