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國富民強，百業興旺，促進了國內外貿易的發展和科學文化的交流，長安成了中外文化與經濟交流的中心。醫藥學，在隋唐時期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繁榮，而且由于當時中醫學處于領先地位，對近鄰如日本、朝鮮等國的影響更大。當然，中醫藥在中外醫學交流中，也吸取了國外的用藥經驗、處方、藥物，甚至醫學理論。這些相互間的交流，對發展和豐富中國醫藥學，對保障人民身體健康，發揮了明顯的作用，對促進世界醫學發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據《隋書》新、舊《唐書》等記載，其時與我國有過交住的地區和國家有九十余個。由于歷史的變遷以及其他種種因素，疆域也不斷發生變化，在此只能就當時國家之屬于現代的國家或民族地區為依據來討論中外醫藥交流的問題。

　　一、中朝醫藥交流
　　中朝之間的交往相當頻繁，高名麗、百濟、新羅都曾派學生來我國留學。因新羅等國不斷派遣子弟來中國求學，不僅中醫藥學傳入朝鮮，中國的醫事制度亦為朝鮮所接受。如公元693年，新羅置醫學博士二人，以中國醫書《本草經》、《甲乙經》、《素問》、《針經》、《脈經》、《明堂經》、《難經》等科目教授學生。后又增加《新修本草》課程，顯然是仿照中國醫學教育而施行的。
　　中醫的醫學典藉如《傷寒論》、《諸病源候論》、《千金方》和《外臺秘要》等陸續傳入新羅。
　　公元796年，唐政府頒行《廣利方》，令各州府縣抄寫流傳。新羅當局得知，即遣使向唐政府請求該書，《劉夢得文集》載有劉禹錫于貞元十九年(803年)九月十七日代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所寫奏本，由此也可見朝鮮政府對中國醫學之重視。
　　朝鮮醫學也傳入中國。如《外臺秘要》記載了“高麗老師方”。《證類本草·威靈仙》下記有：“唐貞元中，高陽子周君巢作威靈仙傳云：先時商州有人重病足不履地者數十年，……遇一新羅僧見之告曰：此疾一藥可活，但不知此有否?因為之入山求索，果得，乃威靈仙也。使服之，數日能步履。可見朝鮮僧在公元八世紀時已在中國活動和進行醫療。公元723年，唐政府頒行的《廣濟方》中強調應用高麗昆布治膀胱結氣者（李時珍《本草綱目》卷19，昆布P.1376，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年），反映了唐代醫家對朝鮮藥材的重視和信任。
　　除醫方之外，朝鮮的人參、牛黃、昆布、芝草等藥不斷輸入中國，為中國應用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朝鮮藥材也較多見載于本草著作，如《本草拾遺》載有新羅產藥材藍藤根、大葉藻和昆布；《海藥本草》里載有的附子等。此外，《海東繹史》卷26中載有新羅產藥材土瓜、海石榴、海紅花、茄子、石發、海松子、桃、榛子、膃肭臍等。
　　由上可見，隋唐兩代特別是唐代，中朝兩國醫藥相互交流之盛況。

　　二、中日醫藥交流
　　隋唐時期，日本正是推古天皇時期，圣德太子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他向我國派來留學生，直接把儒教、佛教思想等帶回日本，同時還把我國的醫藥帶回國去。如公元608年，日本政府派小野妹子等來我國，其中有藥師難波惠日、倭漢直福音等前來學醫，可謂是日本最早派來我國學醫的留學生。小野妹子學成后得《四海類聚方》三百卷以歸（松尾東洋《皇漢醫學沿革之展望》P10，《皇漢醫學從書》第十四冊，世界書局，1936年），惠日等在我國居住有十余年之久，于公元623年回國，攜帶有《諸病源候論》等書。惠日回國后在日本傳播中國醫學7年，又于公元630年和654年第二次、三次來中國深造。
　　以后，來華學醫的日本學者，較著名的還有管原清、管原捤成等。此外尚有傳到日本的藥物，從日本著名皇家文物倉庫“正倉院”收藏的藥物可見一斑。公元756年日本圣武天皇逝世后，光明皇后把宮庭所存藥品送到“正倉院”。其中有中藥約60種，包括麝香、犀角、人參、大黃、龍骨、肉桂、甘草等，至今仍保存于正倉院中。
　　日本大寶年以后，更加全面地模仿唐代的文化，中國的醫事制度也為日本所效法。公元701年8月，日本文武天皇頒布“大寶令”，其中的醫事制度、醫學教育、醫官等設置，完全采納唐制。如疾醫令規定于中務省設正、佑、令使、侍醫、藥生等官職，宮內省設醫師、醫博士、醫生；針師、針博士、針生；按摩師、按摩博士、按摩生；咒禁博士、咒禁生；藥園士、藥園生等職務，規定醫生、針生分科習業，醫生必修《甲乙經》、《脈經》、《小品方》、《集驗方》。針生則必修《素問》、《針經》、《明堂》、《脈訣》、《流注經》、《偃側圖》、《赤烏神針經》等。學習年限：體療、產科、針科均為7年；創腫、少小為5年；五官科4年；按摩、咒禁3年，上述這些明顯具有唐代中國醫學的特點。
　　除派遣留學生如和使者前來中國學習和考察外，日本還邀請中國學者去日本講學和教授。如公元754年，我國高僧鑒真應邀東渡日本。他在傳律講經同時，還傳授中國醫藥知識、鑒別藥材的方法等，對日本雙方醫藥的發展有一定影響。
　　中國醫藥傳入日本以后，得到日本朝野重視，在日本出現了許多以研究中國醫學而著稱的學者，他們撰寫了不少研究中國醫學的巨著。如公元808年日本平城天皇的侍醫出云廣真等編成《大同類聚方》100卷，就是參考傳入日本的中國醫籍《黃帝內經》、《針經》、《脈經》、《甲乙經》、《小品方》、《新修本草》等書而成的。據藤原佐世所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891)所載，當時日本官方所存中醫藥書籍已達163部，1309卷。其中包括不少后來在我國散佚的書，如《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驗方》等。這些書都是通過日本來我國的使節、僧人、留學生，以及赴日的唐人帶去的，可見中醫當時在日本之鼎盛。

　　三、中越醫藥交流
　　隋唐時期，中越之間的交往也更頻繁，中國許多名士如沈佺期、劉禹錫、高駢、樊綽等人都曾去過越南，醫藥隨之傳入越南更多。《玉堂閑話》記載，當時有中國人申光遜者，曾治愈一越南人之腦痛癥，唐代名醫孫思邈在越南被當作醫神塑于先醫廟中供奉。
　　在中越互相交住中，越南醫藥也通過貿易通商相互贈禮品，不斷傳入中國。如位于今越南中部之林邑國(至十五世紀時為越南黎王朝所并)，曾多次遣使來中國。帶入沉番、琥珀、犀角等等藥物。
　　在唐代的一些本草著作如《新修本草》、《本草拾遺》等書中，收有不少越南藥物，如白花藤、丁香、庵摩勒、毗黎勒、詹糧香、訶黎勒、蘇方木、白茅芋香、櫚木等。此外，越南的成藥也有傳入。如《太平廣記》引《宣室志》稱：“安南有玉龍膏，能化銀液，唐韓約攜以入中國”。因此，在中越醫藥交流中，是相互促進，共同提高的。

　　四、中印醫學交流
　　隋唐時期，由于佛教在中國盛行，中印之間關系更為密切，不少僧人互相往返，促進了中印之間的醫藥交流。
　　公元629～645年間，唐朝僧人玄奘在印度取經，曾有《大唐西域記》，給我們提供了印度醫學隨著佛教而傳入我國的線索。如該書記敘：“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梵咒、醫方。……”“病死：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餌藥，藥之性類；各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玄奘：《大唐西域記》卷2）。
　　唐僧義凈，于公元671年去印度，在印度渡過了二十五個春秋，已向印人介紹過中國的本草學、針灸學、脈學、延年益壽術等知識。他還對中印兩國的藥物作了比較，曰：“須知西方(指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等玄奘取經稱作西域的地方)藥味與東夏不同，互有互無，事非一概，且如人參、茯苓、當歸、遠志、烏頭、附子、麻黃、細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藥，察問西國咸不見有。西方則多足訶黎勒，北道則時有郁金香。他和玄奘的活動足以說明中印、中尼、中巴之間的醫藥交流在唐代是很繁榮的。
　　隋唐時期也大量傳入了印度醫藥學理論和醫療技術等。
　　在中印僧人翻譯的不少佛經中，包含有不少印度醫學的內容。如隋代天竺三藏阇那崛多，《不空羂索咒經》，其中有用藥物蘇摩羅(梔子)、因陀羅波尼草(香附子)等多種藥物、香科制成的藥丸并加咒語治一切“鬼病”恐怖癥；唐義凈三藏譯《佛說療痔病經》、《曼殊寶利菩薩咒藏中一字咒王經》，前者介紹了痔的分類，后者介紹用咒語及配合藥物治療內、外、婦、五官等科疾病。醫藥內容隨佛經傳入，是中印醫學交流的一個途徑。而佛經是隨佛教而來，譯述佛經者亦是高僧。因此，佛教在中印醫學教流中亦起了促進作用。
　　此外，尚直接譯進了不少印度醫籍。據《隋書》、《唐書》記載有十一種，七十八卷。王燾《外臺秘要》中曾引用“天蘭經論眼”，也說明印度眼科專著已引起當時中國醫學家的重視。
　　隋唐時期，有不少印度產藥物，作為貢品傳入中國。如：郁金香、龍腦香等等。
　　隋唐時期，印度醫也有來華者，以眼科醫為多。劉禹錫曾有《贈眼醫婆羅門詩》（劉禹錫《劉夢得文集》卷7，P51，四部叢刊縮編本，商務印書館，1930年），就是印度限醫一例。此外有印度來華的“方士”，如曾為唐太宗煉制丹藥的那羅邇娑婆及總章元年（668）來華的婆羅門盧伽逸多等，（同（3）卷51，P887），這些方士皆是兼識醫藥者。
　　印度醫藥的大量傳入，影響及當時中國的醫學，因而在隋唐時期完成的醫藥著作中，印度醫學理論的“四大”說，均有述及。如《千金要方》中曰：“凡四氣合德，四神安和，一氣不調，百一病生。……”（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1，P3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外臺秘要》則曰：“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風火，陰陽氣候，以成人身八尺之體，骨肉肌膚，塊然而處，上地大也……”（王燾《外臺秘要》，卷21，P562，人民衛生出版社，1655），除理論外，醫方、醫法也有傳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記載有耆婆方十余個及天竺按摩法：《外臺秘要》除載有“天竺經論眼”外，還有轉引之“近效蓮子草膏”（王燾《外臺秘要》，卷31，P851，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千金翼方》中的咒禁內容及隋唐咒禁科的出現，顯然也受到印度佛教醫學之影響。

　　五、中國與阿拉伯諸國的醫學交流
　　公元七世紀在阿拉伯半島崛起了伊斯蘭教國家，大食，即阿拉伯帝國，中國與大食的交往甚頻繁，在公元615～789年間，大食正式遣使來唐者有37次之多。其使攜帶來獻的方物中包括有藥物，《宋史·大食傳》也記曰：“唐朝永徽以后屢次入朝而獻方物。”據《本草綱目》記載來自大食之藥物有：馬腦、無名異、阿芙蓉、薰陸香、麒麟竭、蘇合香、無食子、訶黎勒、丁香等。大食是唐代對阿拉伯帝國之稱呼。故宋、明記載之大食國產藥物，當多系隋唐時傳入的。
　　隋唐時期，中國的煉丹術、脈學、本草等內容也傳入阿拉伯。如生活于相當宋興之世的譽為醫學名父的伊本·西拿，西歐人稱阿維森納(980～1037)的著作《醫典》中就有受中醫學影響的跡象，如《醫典》記述的48種脈象中，有35種與中醫脈象相同；關于糖尿病患者尿有甜味，高熱病人有循衣摸床的征象以及藥物來源等。因而，《醫典》也是隋唐時期中阿醫藥交流的反映。
　　古比波斯，即今之伊朗，在整個唐代都有波斯商人來中國經商。公元647～762年間，波斯使節來中國有28次之多，不少使節攜有香料、藥物等。
　　如公元730年波斯王子繼忽婆來朝獻香藥、犀牛等，中國本草中還記載有密陀僧、綠鹽、阿月渾子、無石子、阿魏等波斯傳入藥物，可見皮斯藥物也豐富了中國藥學的內容。不少中國化了的波斯人及其后裔，也對中醫學作了重要貢獻，如唐末五代著名詩人兼藥學家李珣，傳為波斯商人李蘇沙之后，其家以販賣香藥為業，有豐富的海藥知識。他撰有《海藥本草》，基本上是一部總結和記述波斯等海外傳入中國藥物的著作。
　　與此同時，我國也有許多藥物向阿拉伯國家輸出。如肉佳、蘆薈、樟腦、生姜等。依賓庫達特拔之《省道記》載中國。出口貨有戈菜伯、吉納膠、蘆薈、樟腦……肉桂、生姜等”。

　　六、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醫藥交流
　　隋唐時期，在今之東南亞有訶陵、墮婆登、獅子國等古國，與我國的交往也很密切。訶陵，又名阇婆，即今印度尼西亞之爪哇島。“元和八年，道使獻……頻加鳥并異香；”“十三年十一月，獻……玳瑁蓋、生犀等”。此外還有訶陵商人傳入的醫方。據蘇頌《圖經本草》記載：“破故紙，今人多以胡桃合服，此法出于鄭相國。自敘云：予為南海節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濕，傷于內外，眾疾俱作，陽氣衰絕，服乳石補藥，百端不應。元和七年，有訶陵國舶主李摩訶，知予病狀，遂傳此方并藥”。訖今為臨床常用之溫補腎陽用方。墮婆登國在訶陵國之西（當亦在爪哇、蘇門答臘一帶)“貞觀二十一年，其王獻古貝、象牙、白擅等”。
　　地處絲綢之路中段的古國如吐火羅、罽賓、個失密、泥婆羅等國，在隋唐時期與中國的往來也密切，隨著相互的貿易往來，醫藥上也得到交流。如：
　　吐火羅國（古之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曾多次遣使進貢。“開元八年。獻……異藥。至十二年。遣使獻胡藥乾陀羅等二百余品。……十八年。巡使獻紅頗梨、碧頗利、生馬腦、金精及質汗等藥”。
　　罽賓（為西域古國名）、指今阿富汗東北一帶地方及克什米爾一帶。唐代稱個失密，或作迦濕邇羅，即克什米爾的古譯，據史書記載罽賓與中國的交流有：“貞觀十六年，遺使獻耨特鼠，喙光而尾赤，能食蛇。有破蛇螫者，鼠輒嗅而尿之，其瘡立愈”。“開元七年，遣使來朝，進《天文經》一夾，《秘要方》并蕃藥等物”。個失密“開元初遣使來朝。八年……獻胡藥”。
　　泥婆羅國，指今尼泊爾，“（貞觀)二十一年，遣使獻波蓤菜、渾提蔥”。此二者皆為藥物。
　　在隋唐時期史書中所記載的與之有醫藥交流的國家尚有昆侖、拂懔等。
　　昆侖，我國唐代前后，泛指今中印半島南部及南洋諸島。同時，我國古代又稱黑膚人為昆侖，故從廣義講，昆侖亦包括了今部分非洲國家。唐本草中記載來自昆侖的藥物有木香、益智子，肉豆蔻、骨路支、濱榔、丁香、檀香、阿魏、蘇方木、白檀香等。
　　拂懔，又作拂臨、拂林、拂菻即漢之大秦。隋唐時所謂拂菻即東羅馬帝國。
　　據《新唐書》記載，拂菻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歐陽修《新唐書》卷211下，P6260，中華書局，1975年），是穿顱術從國外傳入中國之記錄，《舊唐書》則載有“乾封二年(667年)迫使獻底也伽”，說明七世紀中期，底也迦已從拂菻傳入，而在顯慶二至四年(657～659)編寫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底野迦”的記載，曰“出西戎”，則也是一個旁證。底野迦是由許多種藥物制成的，其中含有鴉片。提制鴉片的植物為罌粟，也是從唐代才為唐醫家陳藏器以“罌子粟”為名收入他的本草著作《本草拾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