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的衛生保健較前代有不少進步，隋代人們懂得蚊蠅接觸飲食物之后，容易使人得病，并首次提出“飲食中毒”的概念，養生方法尤其是導引術廣泛地應用于醫療，并開始與老年醫學相結合。

　　一、衛生保健
　　隋代《諸病源候論》記載了當時人們對飲食衛生的認識。該書卷26列“諸飲食中毒侯”等十五候，多次強調“因疫病死者”、“著疫死者”、“皆有毒，不可食之”。該書卷34所述蠅瘺候中認為飲食清潔、不被蚊蠅玷污是十分重要的。《肘后方》中述有“治食中諸毒方”，明確提出“飲食中毒”概念。該書卷26對“飲食中毒”定義作了如下的論述，指出：“凡人往往因飲食忽然困悶，少時致甚，乃致死者，名為飲食中毒”。這是關于飲食中毒的一次理論性總結，該書還對動物傳染性疾病對人體的毒害作用進行了論述，這對于防止食源性疾病的發生是有重要意義的。
　　孫思邈對飲食宜忌問題作了多方面的科學論述，“常須少食肉多食飯”，“每學淡食”；又如“常食如飽中饑、饑中飽耳”；“食當熟嚼”“久飲酒者，腐爛腸胃”，并強調食后漱口，摩腹與散步等衛生方法。
　　唐代長安是我國古代一座建筑很壯麗的大都市，其衛生設施也很先進，例如在地下系統設置排除生活污水與雨水用的地下水道（在東門外中興路出土）和鐵閘門（在北門外紅廟坡出土），其中鐵閘門安置在水道的入口，作過濾渣物之用，在改善城市環境衛生方面與現代基本相似。唐代李肇《國史補》“鎖井而飲”的記載，可見當時人們更重視用井口加蓋的方法來保護水源。唐人還在井水中加礦物藥改善水質，如“唐李文勝家藥井，用朱砂、硫磺、金紀玉”（沈括《忘懷錄》），這類藥井所用藥物，可能是受神仙方士的影響，但這類藥物確有殺菌、澄濾而不使井泥上泛的作用，無疑是有衛生意義的。
　　早在晉代《肘后備急方》就有“尸注”的記載，即“死后復傳之旁人”。至隋代，《諸病源候論》卷24稱為“殃注”，并采取隔離措施。
　　關于預防疾病的優良傳統，在具體措施上也有發展。如《干金要方》“備急”卷中，介紹了應急藥物以備不測。對于傳染病更有不少預防的方法，如該書卷9“避溫”節作了集中的論述，飲屠蘇酒；或將避瘟藥如雄黃、朱砂、菖蒲、白芷等投入井中，消毒水源；或焚燒煙熏，消毒空氣；或佩帶身上、懸掛于門前室內；或用藥未涂體表局部和全身等等，現代研究表明，這些方法對于防疫均有一定的效果。
　　此期，有益于健身的運動也得到發展，如：“角抵”、“球戲”與“拔河”等。角抵相傳起源于戰國。至隋代，郡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唐代規定農歷正月十五日和六月十五日為角抵之期。唐皇如穆宗、敬宗、文宗、僖宗等都是角抵迷，如《角力記》載：“敬宗御三殿，觀角抵戲，一更三點方罷。”角抵相當于現在的“摔跤”，是增強體質的體育活動。唐代還有“打馬球”及“蹋球的運動，如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巨幅打馬球壁畫。拔河在先秦時期原是一種軍事體育運動，到了唐代流傳民間。

　　二、養生與防治老年病
　　隋唐時期，導引、按摩、吐納、調氣、眼食等養生方法部有新的發展，除了養生保健之外，它門還用來治療某些疾病，尤其是與老年病防治相結合是其特點。
　　《諸病源侯論》雖不載方藥，但有45門、106侯病癥附有“補養宣導”法，轉錄《養生方》、《養生方導引法》達270條。治療范圍包括內科傷寒、溫病、雜病，外科、婦科、耳鼻喉口齒等，使以前零散的導引法得到初步的整理，并作為一種治療手段第一次系統地介紹給醫學界，至今仍有相當影響。
　　隋唐時期是我國佛教與道教的全盛時期。宗教家都比較重視心性的修養，靜功煉養是其重要的宗教實踐方法。較著名的有：智（538～597）在其著作中，系統地討論了調身、調息、調心，對我國靜功的發展頗有影響。唐代道士司馬承禎（647～735）主張動靜兼練，對煉養理論頗多闡述。女道士胡愔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寫成《黃廷內景五臟六腑補瀉圖》，為后世所普遍遵循。
　　孫思邈則以吸取各家之說為特點，在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就有精神調攝、飲食調養、導引按摩、服食補益等各種養生的詳細而精辟的論述，如“古養性者，不但餌藥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備，雖絕藥餌，足以遐年”，所謂百行周備，是指諸種養生方法兼行。其中指出“小有不好，即按摩推捺。令百節通利，泄其邪氣”（《千金要方·養性》），并介紹了“天竺國按摩法”、”老子按摩法”以及”黃帝內視法”和“禪觀法”等保健功法。
　　孫思邈養生學說的第二個特點是把養生與老年病防治結合起來，他提出養老必須陶冶性情，勞逸適度，住房宜緊固防風，在飲食方面要求預防便秘與腹瀉。
　　兩部《千金方》載有服食方59首，大多適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點。如茯苓酥方、杏仁酥方等無病時能補養防病，有病時能祛病延年。總之，“人凡常不饑不飽，不寒不熱，善行住坐臥，言談語笑、寢食造次之間，能行不妄失者，則可延年益壽。（《千金翼方·養性·養老大例》）為我國老年醫學體系的形成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