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叔和
　　王叔和名熙，漢未至西晉期間高平人，其籍貫一說山東巨野，一說山西高平，后魏高湛《養生方》稱王氏“專好經方，洞識養生之道”，唐·甘伯宗《名醫錄》謂其“性度沉靜，通經史，窮研方脈，精意診切，洞識攝養之道，深曉療病之說”，近代對王氏是否任晉太醫令以及是否如清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所言為張仲景之親授弟子，尚未有定論。
　　王氏著述《脈經》厥功甚偉，還為整理張仲景《傷寒卒病論》作出貢獻。宋《太平御覽》引高湛謂王氏編次此書為“張仲景方論為三十六卷”；但有的學者認為王氏在編次過程中，增入他自己編選的內容：如現行成無己本《注解傷寒論》中最后包括《辨不可發汗病脈證并治》之后八篇，即是王氏所增補，與其所編《脈經》時的相應篇章核對，可資佐證。
　　由于王氏編次《傷寒論》，后代醫家對其毀譽不一。譽之者認為張仲景之學得王叔和之功而能保存下來，認為王叔和“功莫大矣”，而毀之者則責備王氏把張仲景原著之本來面目弄得模糊不清，使人無法得窺其原貌，甚至是面目全非，兩種觀點尖銳對立。事實上，張仲景之《傷寒卒病論》確因有王氏之編次而得以保存，即便次序在編修時有所錯亂，亦不至于弄得如“錯簡派”所指責者那樣，完全已非本來面目。
　　除以上有關脈學和整理《傷寒雜病論》之外，王叔和在養生方面還有一些精辟的論述。王氏在養生學上屬于醫家養生流派，主張從起居飲食方面進行謂攝，以求得長壽，卻病延年。他提出飲食不可過于雜亂，要適量，是我國早期對飲食制度養生的最早的較系統的論述。

　　三、皇甫謐（215～282）
　　皇甫謐，名靜，字士安，自號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肅平涼，一作靈臺）人，后隨其叔父移居至河南新安（今河南繩池縣附近）。其曾祖是漢太尉皇甫嵩，但至皇甫謐時，家境已清貧，而他幼時也不好讀書，直到二十歲以后，才發憤讀書，竟至廢寢忘食，終于成為當時著名文人。《晉書·皇甫謐傳》說他“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林億在校《甲乙經》的序言中稱他“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當時晉武帝曾征召他入朝為官，他婉言辭絕，在他的《釋勸論》中，表達了他對愛好醫術的愿望，對古代醫家扁鵲、倉公、華佗、張仲景的仰慕之情，深恨自己“生不逢乎若人”。晉武帝愛惜其才華賜給他很多書。由于他身體素弱，加之長年勞累，也卷入當時社會上服食之風，后來竟罹患風痹,右腳偏小，十分痛苦，幾至自殺，自此立志學醫，終于習覽經方，遂臻其妙。”（皇甫謐《針灸甲乙經·林億序》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對此，他不無感慨地說：“若不精通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深地，無以濟之，此因圣人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皇甫謐《針灸甲乙經·自序》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
　　在原有的醫學理論的基礎上，他除廣泛閱讀各種醫書外，將《靈樞經》、《素問》、《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部書中針灸，加以整理歸納，使其“事類相從，刪其浮辭，除其重復，論其精要”，編成《針灸甲乙經》，成為我國醫學史上第一部針灸學專著，為歷代研習針灸學的必讀課本。
　　皇甫謐出于自身的感受，即僅以”百日”的治療，就把自己的風癥及耳聾癥治愈；又有感于《素問》、《九卷》等等之經義深奧難懂。為了著述能條理分明，便于讀者尋檢，他著實下了一番苦功，從而使《針灸甲乙經》這部專著成為什灸學著作的嚆矢，歷代對之評價甚高。王燾認為皇甫氏“洞明醫術”，認為他的這部著作為“醫人之秘寶，后之學者，宜遵用之”。《四庫總目提要》盛贊皇甫氏這部著作“與《內經》并行，不可偏廢”。除《針灸甲乙經》外，皇甫謐還有不少文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影響較大者有《高士傳》、《逸士傳》、《玄晏春秋》、《帝王世紀》等。

　　四、葛洪（281～342）
　　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撲子，東晉丹陽句容（今江蘇省句容縣）人，原出身是官僚家庭，后家境衰落破，曾一度參軍，后來退出仕途，專事煉丹、醫藥及著作。由于他涉獵很廣，在古代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個領域里，幾乎無所不及，從而成為一個博物學家、哲學家，尤其在煉丹化學、醫學等方面，成就顯著，是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醫學家之一。他所遺留的著作：醫學方面主要是《肘后備急方》；哲學、煉丹、養生方面的則是《抱樸子》，分成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前者主要論述煉丹，后者則是有關倫理道德的哲學著作。
　　葛洪博覽群書，他的治學態度是博采百家之說，他曾說：“但貪廣覽，于眾書無不暗誦精持，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抱樸子·自敘》）他的這種態度在醫學上表現猶為明顯，十分重視其前代各醫家的寶貴經驗，所謂“窮覽墳索，以著述余暇，兼綜術數。省仲景、無化……近將千卷”。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調查，俾能“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他明確提出”諸后作而勝于前事”，“古書雖多，未必盡善，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乎伐獵其中”（《抱樸子·鈞世》）。并宣稱“世俗苦于貴遠賤近，是古非今，恐見此書無黃帝倉公和鵲窬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強乎？”（《肘后方序》）。的確，在《肘后方》一書中很少有保留思想之表現。他十分注重實踐，不僅親自實踐煉丹的過程，對種種疾病，他也作了周密的觀察和親自治療。在這方面，他提出凡事要進行“目驗”，反對“信耳而疑目”。這也是他在醫學實踐中能取得那么多前人所沒有取得的成就，達到一定高度的主要原因。
　　葛洪對醫學問題，不是局限在簡單的驗方單方治病方法中，作為一個哲學家，他曾從哲學的高度，整體的高度來看待醫學。在諸如人體、疾病、治療、預防等等方面、都有著自己獨到的觀點和論述。
　　葛洪對人體患病的原因，認為“風冷與暑濕不能傷壯實人也”，“體己素病，因風寒暑濕而發之耳，茍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之能傷也”，（《抱樸子·極言》）。這是對人體精神、肉體關系與對疾病發病的辨證關系的透徹的論述。《肘后方》明確提出“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錯雜”（《抱樸子·雜應》）這只能在深入具體實踐，細致入微的觀察，分析和綜合的基礎上才能取得。他十分注重一般患者、僻偏山區，要求簡便驗廉的治療方劑方法，并明確提出這個方劑的療效及疾病的預后。在許多方劑之后都附有“驗”、“佳”、“立效”、“差（瘥）”等。他摒棄用貴重藥、大方、如對傷寒，他沒有照搬麻黃、桂枝、青龍、白虎、四順、四逆等古典方子，而是提出四個應急的易得的方藥，“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己須買之者，亦皆草百賤價，所在皆有，兼之以灸……凡人覽之可了其所用”。由他所提倡的這種醫療風氣，對后世也有較大的影響。

　　五、秦承祖（公元五世紀）
　　曾在劉宋初期任大醫令，并奏準設立醫學。似此，則當為我國古代醫學教育之嚆矢。秦氏尤精于針灸術，著有《偃側雜針灸經》三卷，《明堂》三卷，《側偃人經》、《本草》和《藥方》等，另有《脈經》六卷，均佚。

　　六、陶弘景（456～536）
　　陶弘景，字通明，自號隱居先生或華陽隱居，卒后溢貞白先生，丹陽秣陵（今江蘇鎮江一帶）人。陶氏生活于南朝，歷經宋、齊、梁三朝，是當時一個有相當影響的人物，博物學家，對本草學貢獻尤大。
　　陶氏為世醫出身，祖父及父親皆習醫術，且有武功。他自幼聰慧，約十歲時即讀葛洪《神仙傳》，深受影響，三十六歲辭官隱居句容茅山，并遍歷諸有名大山，訪求仙藥。當時，他深受梁武帝蕭衍的信任，雖則他時梁武帝多次贈官不受，但梁武帝有關國家大事都要向他諮詢，所以時人對他有“山中宰相”的稱號。
　　陶氏思想是釋、道、儒三家融于一體的代表人物。
　　就醫學而言，是我國本草學發展史上貢獻最大的早期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余家之多，但無統一標準，特別古本草由失效年代欠遠，內容散亂，草石不分，蟲獸無辨，臨床運用頗為不便，他擔負起“苞綜諸經，研括煩省”的重任，將當時所有的本草著作分別整理成《神農本草經》及《名醫別錄》，并進而把兩者合而為一，加上個人在這方面的心得體會，著成《本草經集注》，共收藥物730種。成為我國本草學發展史上的一塊里程碑。
　　該書的主要特點是開創了使我國本草學成為一門包羅萬象的博物學。他還創立了一些具有獨創性的發明，例如創立按藥物治療性質分類的“諸病通用藥”分類法，在體例上，又開創本草著作分總論、分論敘述的先河，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他又應用朱書、墨書的方法來區別《本經》和《別錄》的原文的方法等等。他在我國本草學發展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
　　陶弘景具有科學的探索精神。在當時的條件下，他敢于提出新的本草分類法，而不囿于原來那種三品分類法。他本人原來是個道教徒，但他卻能從實際出發，打破三品分類法，足以證明他在科學道路上實事求是的態度。他有著“一事不知，深以為恥”的探索精神，這又是他在科學上得以有所成就的動力。如他多次親驗細腰蜂（即嬴）的蜂窠，終于得出正確的結論，認為《詩經》的說法“斯為謬矣，選詩者未審，而夫子何為因其僻也？圣人有缺,多皆類此。”直率地批評古圣人的謬誤。
　　據記載，陶弘景一生著作很多，宋·賈嵩《華陽隱居內傳》記有陶氏著作三十二種二百三十三卷之多。在養生方面，有《養性延命錄》、《養生經》，在本草學方面，除上述者外，還有《藥總訣》等。
　　陶弘景在醫學上也是有突出成就的。古代醫藥并不分家，是本草學家，在醫理上也必然精通其道，陶弘景正是如此。他首先整理了葛洪的《肘后方》為《補闕肘后百一方》，并著有《效驗方》。
　　此外，陶弘景在其他學科如天文歷算、養生學方面，也都有所研究，據稱還制有“渾無儀”，可惜已無可考。

　　七、全元起（生卒年不詳）
　　為南朝時齊梁間人，史籍育作金元越或金元起的，并為訛字，據《南史·王僧儒傳》稱，全元起在注《黃帝內經·素問》之前，曾就砭石一事造訪王僧儒。他的《注黃帝素問》，為我國最早對《素問》之注解。該書雖佚，但宋林億等在校正《黃帝內經》時，尚得見其書，并引錄其《內經素問》篇名次序。全氏醫術高明，當時有“得元起則生，舍之則死”之譽。

　　八、于法開（生卒年不詳）
　　晉代醫家，剡縣（今浙江嵊縣）人，精于醫術及佛釋之道，據《紹興府志》載·于氏曾于旅途中以羊肉羹及針術治難產，須臾胎兒娩出，范行準氏認為此為我國羊膜之最早記錄。《隋志》載有于氏所著《議論備豫方》一卷，已佚。

　　九、李修（公元五世紀）
　　南北朝時期北魏醫家。字思祖，陽平館陶（今河北館陶）人。其父李亮，曾學醫術，李修與其兄元孫均習醫。李修醫術在其父兄之上。后投奔劉宋，精究醫術，有所長進，針藥并重，療效甚佳。病者預后，所言多驗，曾任太醫令，并奉命集諸學士及工書者計百余人在東宮撰《藥方》百余卷，后佚。卒后曾贈封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十、甘濬之
　　一作甘睿之，履貫及生平欠詳。據《隋書·經籍志》載，甘氏所著有《癰疽耳眼本草要草》、《癰疽部黨雜病疾源》及《療耳眼方》。看來，甘氏實為六朝時期外證及耳鼻喉方面的醫家，當時耳目外證似已有專門著作問世。

　　十一、褚澄（公元五世紀）
　　褚澄字彥道，陽翟（今河南禹縣）人。于南齊建元（479～480）中拜為吳郡太守，后官至左中尚書。據《南齊書，褚澄傳》載，澄醫術高明。褚氏著作兩種，即《雜藥方》二十卷及《褚氏遺書》，前者散佚；后書系唐代人整理而成，并于宋嘉泰年間刊行。是書共十篇，分述受形、本氣、平脈、津液、分體、精血、除疾、審微、辨書、問子，其要旨用闡發人身氣血陰陽的奧義。書中對五運六氣之說，抱有不同見解，認為“氣難預測，故疾難預定；氣非人為，故疾難人測”，因而其“推驗多奸，而拯救易誤”。書中特別提出對僧尼寡婦之疾，必需與妻妾之輩有所區別，不能一視同仁，要考慮其特殊的精神困素，后世有疑此書為宋人偽托者，《四庫全書提要》認為是“宋時精醫理者所著，而偽托澄以傳”。但此書內容有其精華處，后世醫家常加以采用。

　　十二、徐之才（492～572）
　　是南北朝時期一代各醫，出身世醫家庭，其先祖為徐熙，南朝丹陽人，人稱“東海徐氏”。熙之子徐秋天，秋夫子徐道度及徐叔響，皆以醫著名。徐道度之子徐文伯，及同族徐謇，亦皆以醫名。后徐謇因故為北朝所俘，終于入仕北朝。徐之才系徐文伯之孫，徐雄的第六子，人又稱徐六，也為北朝所俘。而仕北魏，官至西陽王，故又有徐王之稱，徐之才字士茂，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十三被召為太學生。他醫術高明，在北地名聲很大，所撰有《藥對》及《小兒方》，尤其對本草藥物及方劑研究較深，故而有人把后世之十劑歸于徐之才所創。此外，徐氏對婦科也有一定的見解，其《逐月養胎法》實本自先秦時期《青史子》中胎教法而作，對于孕婦之衛生及優生均有重要意義。另外，徐氏還著有《徐王方》、《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徐氏家秘方》及《雷公藥對》，惜均已佚。徐氏一家由南仕北，對于南北地區醫藥之交流，也有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