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官頒醫書
　　南北朝時的官頒醫書，有劉宋時《宋建平王典術》120卷，北魏時李修《藥方》110卷，王顯《藥方》35卷，均為臨床方書，反映出當時臨證醫學的進步。
　　官頒醫書多由當時帝王御醫主持，組織眾多醫家集體編撰，卷帙甚巨，且備頒行之便，對醫術的總結提高和推廣具有積極意義。李修《藥方》成書于北魏太和年間（公元477～499年）“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修侍針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余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余卷，皆行于世。”（魏收：《魏書·李修傳》，卷九十一，十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
　　王顯《藥方》編撰于六世紀初。《魏書·王顯傳》記載：“世宗（即武帝）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隋書·經籍志》著錄本書時謂：“后齊李思祖撰本一百十卷”稱李修（字思祖）為后齊人，有誤），魏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詔書中稱：“又經方浩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務在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和救患之術耳。”（魏收：《魏書·王顯傳》卷九十一，十一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這兩項記載，時問和撰修卷數等均甚一致，應為一回事，王顯《藥方》為當時流傳經方之精要，通過行政渠道備布郡縣、鄉邑，對促進臨床醫學的發展和人民疾患的防治甚有裨益。
　　南朝劉宋時所撰《宋建平王典術》，梁時尚存，計120卷。（魏收：《魏書·世宗紀》卷八，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但修撰情況失載，劉宋建平王宏（字體度·公元434～458年）病逝時僅“年二十五”，（長孫無忌等：《隋書·經籍志三》，卷三十四，十四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推測該書可能為“篤好文籍”（沈約《宋書·王宏傳》卷七十二，二頁至三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的王宏主持下集體撰修，才可能完成這部120卷的大型方書的篇撰。

　　二、醫學教育
　　（一）師徒傳授和家世相傳
　　師徒傳授和家世相傳，歷來是中醫學術教育的傳統方式。三國時名醫吳普、樊阿、李當之等是著名醫學家華佗的弟子。
　　家世相傳，最有名者莫過于南北時期東海徐氏。徐氏世守醫業，代代有名。其可考傳授世系略為：

　　　　　　　　　　　　　之才

　　　　　　　　　　　　　／

　　　　　　　道度——文伯 ——雄——之范

　　　　　　　／ ＼

　　　　　徐熙 　　謇（成伯）

　　　　　　＼

　　　　　　叔響——嗣伯

　　徐之才曾總結家傳效方，撰為《徐王八世家傳效方》10卷（按：北齊曾封徐之才為西陽郡王，故稱徐王）。（李百藥：《北齊書·徐之才傳》，卷三十三，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再如名醫姚僧垣，其父菩提即精醫聞名。僧垣年二十四即襲其業術，后成為南北朝時“遠聞服，至于諸番外域”（令狐德：《周書·姚僧垣傳》，卷四十七，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的著名醫家。僧垣之子姚最后也成為能醫。

　　（二）官辦醫學教育的產生
　　師徒傳授和家世相傳的醫學教育方式，都是個別傳授方式，造就醫學人才的數量和技師遠不能適應實際需要。隨著醫藥學的發展與進步，此時期開始出現由政府舉辦的醫學教育機構。
　　《唐六典》卷十四注記載：“晉代以上，手醫子弟代習者，令助教部教之。宋元嘉二十年，太醫令秦承祖奏置醫學，以廣教授。至三十年省。”這說明早在晉代已有醫官教習之設，劉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奏置醫學教育一事，則是政府創辦醫學教育最早的明確記載。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九月，孝文帝“詔群臣定律令于太華殿”（鄭樵：《通志·后魏孝文帝紀》，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鴻寶書局石印本），北魏設“太醫博士”、“太醫助教”（魏收：《魏書·官氏志》，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之制，可能就在此時。從此，政府舉辦醫學教育開始形成制度，為隋唐時代醫學教育高度發展奠立了基礎。

　　三、衛生保健
　　這一時期，個人衛生、飲食衛生、環境衛生以及防病措施都有一定成就，養生保健則有明顯的進步。
　　沐浴是我國人民早已存在的傳統習俗，是個人衛生的主要措施之一。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后更為普遍。洗浴是佛事前必須做的，因而寺院一般建有“溫室”（浴室）。早在東漢安世高就譯有《溫室洗浴眾僧經》，后來譯入的佛經中也有這方面的記載。如后秦時譯入的《十誦律》載，“外國浴室，形圓猶如圓倉，開戶通煙，下作伏瀆，外出內施，三擎閣齊人所及處，……，滿三重閣，火氣上升，上閣水熱，中閣水暖，下閣水冷，隨宜自取用，無別作湯，故云：“凈水”耳。“在《阿含經》、《僧祗律》等書中還勸說世人多造溫室。《洛陽伽藍記》卷四載，北魏時隱士趙逸領寶光寺僧人掘得晉代浴室遺址，建于東漢的陜西扶風法門寺也建有浴室，而且還對外開放。如《法門寺浴室院暴雨沖注唯浴室鑊器獨不漂沒靈異記》碑文載：“寺之東南隅有浴室院……淄侶云集，凡圣混同，日浴于數。”（陳景富：《法門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P184），今遺址尚存。在佛教影響下，首先是信佛的帝王為了虔誠事佛，修建浴室，有的非常豪華。如《鄴中記》載：“石虎（295～349）金華殿后有虎皇后浴室三間，徘徊及宇，櫨檘隱起，彤采刻鏤，雕文餐麗”，其浴室“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入室中，臨池上有石床”。又王子年《拾遺記》載：“石虎于太極殿前，又為四時浴室。用瑜石，珷玞為堤岸，或以琥珀為柄杓，夏則引渠水以為池。池中皆以紗為囊，盛百雜香于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十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于水中，則池水恒溫，各曰‘燋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浴罷，泄水于宮外。”這里描述了與沐浴有關的過濾水、換水、溫水器具、香藥等，比前代有顯著的進步。《南齊書》載有《沐浴經》三卷，說明當時對沐浴的重視。
　　關于飲食衛生，晉代傅玄提出“病從口入”（《擬金人銘作口銘》，見《太平御覽》卷367），認為飲食不慎可致疾病，這句話遂成為流傳千載的衛生諺語。晉代還發明了用于沸水蒸煮消毒的器具。江西省瑞昌晉墓中出土的“雙耳鏤孔器”，據說是一種蒸煮器，即將耳杯置于雙耳鏤孔器中沉于沸水之中消毒清浴的器具，當提起雙耳時，水便通過底部三孔全部流盡，用它清潔杯勺，既方便又衛生，能除去杯勺的油污，還能殺滅細菌。（張翊華：一千七百年前的消毒用具，文物天地，1989（2）：48）
　　在環境衛生方面，南朝繼承前人優良傳統，重視清掃街道。如《南齊書·王敬則傳》載：罰令盜賊充任清潔工，“長掃街路”，過些時日，乃令“舊偷自代”。又梁代遂安縣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南史·何佟之傳》）。晉人的經驗總結認為：“土干則生蚤，地濕則生蚊”（張華《博物志》）這也許是人們注意勤掃蓄圈，以及采用藥殺蟲蛆的理論依據。賈思勰《齊民要術》記載：“圈（畜）中作臺開竇，勿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令糞穢”，無疑這種衛生措施是基于上述理論認識的，從而有助于改善環境衛生，對于人、畜的主存均有積極意義《周書秘奧營造宅經》記載：“廁所蛆，以莼菜一把，投入廁所缸中，（蛆）即無”。同書還指出：“溝渠通浚，屋宇潔凈，無穢氣，不生瘟疫病。”可見當時人們已經深知環境衛生對預防疾病的重要意義。

　　四、養生學的發展
　　這一時期，著名養生家華佗、嵇廉、葛洪、張湛、陶弘景等的養生實踐和理論總結，促進養生學較快地發展。
　　嵇康（223～262），字叔夜，譙國铚（今安徽宿縣西南）人。“竹林七賢”之一，常修養性服食之道，著《養生篇》三卷，已佚。傳世《嵇康集》輯本中有《養生論》、《答難養主論》、《答難宅無吉兇攝生論》等篇專論養生，其養生主旨為“清虛靜泰，少私寡欲”，這是嵇氏清談“玄學”思想在養生方面的反映。
　　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中總結了前人養生經驗和方法，指出養生應在無病、年輕之時就開始，并提出“養生以不傷本”的觀點，不傷即養，具體提出近30個“不”，如“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欲極譏而食，食不過飽”、“不欲多睡”、“目不久視”等，涉及四時寒熱、飲食宜忌、坐臥行逸等方面，目的在于告誡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預防，以不傷人體正氣為養生根本出發點，所謂“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書中還談到龍導、虎引等導引術以及“堅齒”、“明目”、“聰耳”、“胎息”等功法，其中“胎息”、“堅齒”的論述在氣功史上尚屬首次，對后世影響很大。
　　張湛，東晉高平（邵治在山東金鄉西北）人，清談玄學家。著有《養生要集》10卷、《延年秘錄》12卷，均佚。《醫心方》、《太平御覽》有其佚文。他提出著名的“養生十要”：“一曰嗇神，二曰愛氣，三曰養形，四曰導引，五曰言語，六曰飲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醫藥，十曰禁忌。”在《養性延命錄》、《千金要方》等后世著作中都有載錄，備受推崇。
　　陶弘景自幼仰慕葛洪，有學道養生之志。他收集了前代如彭祖、張湛、胡昭、封君達等養生家的語錄，等養生論述，結合自己的體會，編輯而成《養性延命錄》2卷，包括飲食起居、精神攝養、服氣療病、導引按摩、藥物補益等內容，認為人之壽夭不在天，善養生者長壽，指出“養生之法，但莫傷之”，切忌勞逸、飲食、房室等過度。另著《真誥》，亦有藥物、導引、按摩等養生法，其中“協昌期”篇介紹摩面、拭目、挽項、叩齒、咽津、櫛發等頭面按摩術，簡便易行，一直為后世養生家所繼承、沿用。
　　這一時期出現的道教上清派經典《黃庭經》（包括《上清黃庭外景經》和上清黃庭內景經），以七言歌訣論述養生修煉的原理，是道教養生流派的重要著作。《外景經》主張“扶養性命守虛無。恬淡無為何思慮”，《內景經》則介紹了守神存思等靜功方法，其中宗教與科學相摻雜，這也可以說是道教養生的一個特點，此書頗受后世道家養生者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