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日醫藥交流
　　朱元璋稱帝后，即派使節赴日本。以后互有往來，不斷通商交易，雖倭寇之患明代未斷，但物資交流始終不絕于時。
　　醫學技術方面，1370年有竹田昌慶(1340～1420)來華，向道士金翁學醫，金翁愛其才、妻以女，生三子。竹田曾醫治太祖皇后難產，使母子平安，賜封安國公。1378年回日本，帶去一批中醫書籍及銅人形圖，丹波元簡認為，此銅人圖是元代仿天圣銅人而復制者。這是第一具銅人傳日，對推動日本針灸學發展影響甚大。
　　田代三喜(1465～1537)23歲入明，時日僧月湖寓錢塘，以醫行世，著《金九集》(1452)、《大德濟陰方》1卷(1455)，田代師事之，學李、朱之術。居12載，1498年攜《金九集》等方書歸國，為人治病，拯濟甚多。著有《捷術大成印可集》1卷、《諸藥勢剪》、1卷、《藥種穩名》1卷、《醫案口訣》1卷、《三喜十卷書》8卷、《直指篇》3卷、《夜讀義》1卷、《當流和極集》1卷等多種醫書。皆能匯入個人經驗而發揚李朱醫旨，是李、朱學說在日本的開山，其徒曲直瀨道三及其門人均為日本一代名醫。
　　古林見宜名正溫，其祖佑村好醫方，游學于明，居數年，業大進，歸國時明帝賜以蜀錦。從曲直瀨正純學丹溪之術于京師，兼攻仲景、河間、東垣三家說。著《外科單方》，獨樹一幟。與同學崛正意(號杏庵，1585～1642)相謀，立磋峨精舍，門下三千人從學。古林教學重《醫學入門》，講讀以導諸生，使此書盛行于日本，取李《習醫規格》梓行，使醫學教育更臻正規。門人古林見桃、松下見林等，皆有醫名。見宜其它醫著有：《綱目撮要方》、《撥萃正溫方》、《辨藥集》、《醫統粹》等。
　　這一時期針灸術在日本復興。金持重弘好學精醫，擅針灸，天文(1532～1554)中，承大內義弘之命赴明深造，得太醫院稱嘗。
　　吉田宗桂(1500～1570)，通稱意安。世人以“日華子”稱之，遂以為別號。1539年伴日本使節僧策彥周良來華，明人以宗桂診治神察，呼為意安。1547年再次與策彥使明，治愈明世宗之病，世宗賜以《顏輝扁鵲圖》、《圣濟總錄》及藥笥等。遂攜所賜方書歸國，令名益彰，自成一家，子孫世以意安為號。
　　1606年，林道春于長崎得《本草綱目》，獻給幕府，為《本草綱目》傳日之發軔。寬永十五年(1638)幕府于江戶南北兩所(品川、牛迅)設藥園，本草之學益盛，十七世紀，朱《救荒本草》傳入日本。
　　此期間由中國赴日的醫家有元末明初的陳順祖，因不愿仕明而赴日本九州業醫。將軍足利義滿慕其名。召之診疾，固辭不往。子大年嗣其術，始赴京都業醫，受將軍大名禮遇，日人稱為陳外郎。陳大年孫陳祖田，尤善醫，頗得諸大名及禪僧敬重，亦有陳外郎之稱。

　　三、中國與歐洲國家的醫藥交流
　　明代，一批西方傳教士來華，他們成為中西醫交流的橋梁。

　　(一)傳教士相繼來華與醫療活動
　　十五世紀發現美洲新大陸后，歐洲掀起一股海外殖民浪潮，羅馬教廷也開展海外傳教活動，一大批天主教傳教士來到中國。其中不乏掌握科學技術的人才，包括醫生。他們來華后，主要從事傳教，翻譯宗教和西方科學書籍，參與宮廷活動，協助中國士大夫編修歷法等工作。偶亦有行醫者。
　　他們中最早涉及西醫活動的，是意大利的利瑪竇(P.Metthoeus Ricci，1552～1610)，他與中國知識分子合作，翻譯了許多介紹西方科學技術著作，唯于《西國紀法》中記述了神經學說，首次將西方神經學和心理學介紹給中國。
　　意大利傳教士高一志(P.Alphonsus Vagnoni，1566～1640，原名王豐肅)的《空際格致》涉及希臘四元素說及一些解剖生理知識。他在《修身西學》中提到血液生理。
　　萬歷三十四年(1606)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熊三拔(P.Sabbathinus deUrisis，1575～1620)，在北京專修歷書，研究水法，著《泰西水法》其中涉及到消化生理學的內容，在醫學理論上遵奉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說。
　　意大列傳教士艾儒略(P.julius Aleni，1582～1649)《性學粗述》，述及生理學和病理學內容最多，卷3提到四體液的生成、分離、功用和所藏部分，分析了四體液與疾病的關系，指出疾病、衰老韌死亡都是由于四體液不平衡造成的結果。
　　談到消化生理，與《泰西水法》所說不同，主張口、胃、肝“三化論”，反對“外之火化”，卷3還介紹了血液循環原理；卷4論感覺系統，談到視、聽、嗅、味、觸諸覺，還論及涉記之職，卷7論睡眠及夢，嘗8論心及心囊，采用亞里士多德之說，還介紹了肺、鬲、氣管，討論呼吸與循環的關系。書中介紹了蓋倫的靈氣說，四德、四液與五臟、四季相配等理論。
　　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P.Martinus Mrtini 1614～1661)的《真主靈性理論》，論及人體骨骼數目及其生理功能。德國傳教士湯若望(P.J.AdamSchall von Bell 1591～1666)著《主制群證》2卷。上卷論人身骨骼數目和功用，肌肉數目，血液的生成，在論及生養之氣和初覺之氣時，將微細管與神經相混淆；介紹了靜脈、肝靜脈、肝門脈、心大動脈和心大靜脈；談到腦和腦神經生理。解剖生理多本蓋倫學說，與上述諸書大同小異，可能是由所據藍本相同造成的。葡萄牙傳教士博汛際(P.Francisus Furtado，1587～1653)的《寰有詮》和《名理探》，提到心臟和視覺功能，論及人與四體液的關系，提出大腦具有控制知識、記憶、意志及情緒等作用。
　　瑞士傳教士鄧玉函(P.Joannes Terrenz，1576～1630)，是傳教士中最博學者，他是一位醫生、哲學家和數學家，是伽里略和布魯諾的好朋友。他的精湛醫術，得到皇宮貴族的賞識，35歲時加入耶酥會。萬歷四十六年(1618)離里斯本，到印度、交趾和中國、途中收集了大量礦物、動物和植物標本，研究了氣候學和人種學，均記入旅行筆記。
　　天啟元年(1621)，鄧玉函達澳門行醫。同年8月26日，他寫信給Lincei研究院，談到他解剖日本Ymexie神父的尸體事。謂Ymexie生前嗜煙過度，常覺燥熱難敖，經解剖發現其肺臟干枯如海棉，上面藍點很多。這是西方醫生在華剖驗尸體的最早記錄。
　　鄧玉函進京后，專門研究編修《崇禎歷法》，晚年曾想向中國介紹西方解剖學，經他翻譯校閱的有《人身說慨》和《人身圖說》。

　　(二)傳教士的醫學譯述
　　外國傳教士在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翻譯的著作中，專論醫學的僅有兩部。《泰西人身說概》鄧玉函所用底本是瑞士巴塞大學的解剖學家、內科學家和希臘文教授包因(Carspard Banhin)著的《解剖學論》。分為兩卷、上卷：骨、脆骨、肯筋、肉塊筋、皮、亞特諾斯、膏油、肉細筋、絡、脈、細筋、外復皮、肉、肉塊、血等15部。下卷：總覺司、附錄利西泰(即利瑪竇)記法五則、目司、耳司、鼻司、舌司、四體覺司、行動、語言等內容。該書是以希波克拉底、亞里士多德和蓋倫的醫學理論為依據的，還沒有現代醫學的系統分類。
　　《人身圖說》，附于《人身說概》之后，原由鄧玉函、龍華民
P.NicolaoLongobardi，1559～1654)合譯，羅雅各(P.Jacobus Pho，1593～1638)續譯完。分上卷圖說和下卷圖形加說兩部，優于《說概》處為圖形精美。生理學內容也大為增加，但仍沿襲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學說。本書有詳盡的解剖圖，新增有內臟情況、泌尿生殖及胚胎介紹，均為《人身說概》所無。對每一局部的解剖情況，列述尤明。《人身圖說》只有抄本流傳，但從明末起仍有一定影響。清代劉獻庭《廣陽雜記》載的“女變男”傳說，便是據《人身圖說》的某些生理觀點提出的。

　　(三)早期西洋醫學機構的介紹與建立
　　1、傳教士譯著中的西方醫事制度
　　在傳教士譯著中，偶可見零星的關于西方醫事制度的介紹，在艾儒略《西學凡·醫學》中說，醫學是西方大學四學科之一，共讀六年。
　　《西方答問》卷上“濟院”一節中介紹了歐洲慈善機關的設置情況，云分五等：一為普通病院，一為傳染病院，一為殘廢病院，一為育嬰堂，一為收容無依旅客者，稱“施舍之院”。
　　2、葡萄牙在澳門設置的醫事機構
　　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政府在澳門設置官吏，成為它的領土，西方醫生、傳教士便在那里醫務活動。隆慶三年(1569)，澳門主教加奈羅(Melchior Carreiro)建醫院二所，一收教友，一收教外人。院名為Santa Caza de Mizericodia,不久澳門又建圣拉斐爾醫院(St，Raphael's Hospital)，來澳的外國旅行者多在此求醫。祟幀十三年(1640)、清康熙六年(1667)曾二次重建此院，乾隆十二年(1747)進一步擴建。院中有高墻，分男女二部，有病床40張，非教徒也能在醫院看病。該院要求醫院對病者一視同仁，命令裹扎傷口的助手負責配制藥劑。萬歷七年(1579)左右澳門置麻風病院1所。萬歷二十二年(1594)設澳門圣保羅醫院，并附設實習班。教授神學、哲學、拉丁文學，有圖書館、觀象臺及藥房等，是在中國設立的最早西醫學校。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葡萄牙王命令封閉，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毀于大火。

　　(四)中西藥物交流
　　1、中國藥物輸向歐洲
　　萬歷三年(1575)，西班牙傳教士拉達(Martin de Rade, 1533～1578)受菲律賓殖民政府派遣，到福建沿海活動，購回大量書籍，有“關于草藥的許多書籍，為治療疾病而投以草藥的方法”。中醫藥知識假傳教之手，向西歐傳播。定居在中國內地的傳教士，在這方面起得作用更大。
　　卜彌格(P.MichaelBoym，1612～1659)，波蘭人，任過波蘭王sigismond的首席御醫。在華期間，留意中國藥物學，用拉丁文寫出《中國植物志》(Flora sinensis)，實際是《本草綱目》的節本，是目前所知向西方介紹中國本草學的最早文獻，清順治十三年(1656)在維也納出版。他還著有《醫論》(Clavis medica)，全書共六部分，譯有王叔和《脈訣》、中醫舌診和望診，收集了近300味中藥，有木版圖143幅，銅版圖30幅。當時耶酥會與荷蘭印度公司有隙，書被改名為《中醫示例》(Specimen Medicine Sinicae)，以Cleyer de Cassel名義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版。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才恢復卜彌格的名字，用原版本刊印。卜彌格未刊稿中還有《中國醫學家》(Medicus Sinensis)，但未見。這些著作領受西方學者注意，吸引他們研究中醫藥。
　　2、西洋藥物學的傳入
　　西洋藥物中金石為多，草藥中有不少制成藥露。因無特別療效，傳入數量不多，影響不大。明代與歐洲的醫藥交流對醫學發展，并未產生深刻影響。這一時期的中西醫交流可以說是平行的，還沒有可能和機會發生交鋒和碰撞，包括象王肯堂這樣與傳教士有過私人交往的醫家。

　　四、中國與東南亞醫藥交流
　　明代，中國與東南亞的醫藥文化交流更加頻繁。公元1405～1433年，明朝派鄭和率船隊七下西洋，每次隨行醫官醫士180多人，還有善辨藥材的藥工，對各國貿易的藥材進行鑒定。他們帶去的中藥有人參、麝香等，受到沿途各國的歡迎；帶回的有犀角、羚羊角、阿魏、沒藥、丁香、木香、蘆薈、乳香、木鱉子等藥。婆羅，于永樂三、四年相繼派使入貢玳瑁、珍珠、降真香。渤泥國派使贈送大片龍腦、米龍腦，降真諸香藥。其后民間通商貿易輸入中國的龍腦、梅花腦、降真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犀角等。彭亨國(今馬來西亞東部)曾多次派使向明朝贈送片腦、乳香、檀香、蘇木等。明成祖令鄭和兩次出使其國以禮回訪。
　　與印度尼西亞的醫藥交流：洪武間(1370～1378)，三佛齊國王馬哈刺札八刺卜、怛麻沙阿等先后六次遣使并送肉豆蔻、丁香、米腦，以及其它許多香藥。永樂七年(1409)蘇門答臘老王鎖丹難阿必鎮率使臣來中國，居三年方回本國。此后兩國關系密切，該國不斷遣使入明、帶來的藥物有蘇木、丁香、木香、降真香、沉香、速香、龍涎香等。《大明會典》記載了爪哇輸入中國的藥材有犀角、肉豆蔻、白豆蔻等數十種。明代，廣東、福建一帶人有不少僑居印度尼西亞，帶去了中國醫藥文化。
　　《明文·暹羅傳》記載，暹羅(今泰國)多次入貢的藥物有犀角、片腦、米腦、糖腦、腦油、腦紫、薔薇等數十種，其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僅蘇木、胡椒、降香即多達十七萬斤，暹羅的藥用酒類也引起了中國醫家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