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診】  
 
　　醫生以自己的手指，觸摸病人的頭面、皮膚、四肢、胸腹、腰背等處的溫度、潤澀、積聚、痞塊、腫脹和疼痛反應等情況，稱為觸診。觸診常能收集到協助診斷的第一手資料。觸診皮膚溫度時，應注意室內溫度；觸診胸腹時，應注意患者的體位和情緒，不可令其神經緊張。

　　（1）觸捫皮膚：主要是感知病人皮膚的溫度和濕度。若皮膚清涼，自覺畏寒，而不發熱，則多為虛寒；如皮膚燙熱、無熱無汗或有汗而不多，常為外感；肌膚清涼，汗出清稀，則多陽虛；肌膚灼熱，汗出如油，是陰虛；自感發熱，但捫之不熱，多屬虛熱(陰血虛、氣陽虛)。

　�。�2）觸摸手足：手足清冷，身不發熱，則為寒厥，多因陽虛；若手足清冷，而頭身發熱，此為真熱假寒的熱厥；手背熱，多為熱病，兼惡寒發熱者為表證，不惡寒但發熱者為里證；手心熱，則多陰虛內熱，見于慢性消耗性疾病，如慢性肝炎、肺結核等。小兒發熱指冷，伴見眼紅有淚、流涕咳嗽、須防麻疹，如并見口腔頰粘膜有細小白點，即可確診。

　�。�3）觸捫胸腹：胸高氣粗，手按胸廓起伏有力，則多為風熱襲肺(如支氣管肺炎)或痰熱壅肺(如大葉性肺炎)。左乳下(虛里)，心跳動不應手，為宗氣內虛(心力衰竭)；不用手摸，其心動應衣，為宗氣外泄(心肌肥大)；心下(上腹部)痞滿，按之硬痛者，為結胸(痰熱水結)，按之濡軟者為虛痞(脾虛氣滯)。

　　脅肋為肝膽部位，右側積聚屬肝(肝腫大)；左側積聚屬脾(脾腫大)；脹滿痞痛，忽聚忽散為“聚”(氣郁)；有形不移，堅硬拒按的為“積”(血積）。肝脾腫大，均屬積聚，積聚還包括腹腔包塊，腫瘤。脘腹脹痛，喜按為虛，拒按為實，喜得熱燙為寒，喜近冷物為熱；腹壁灼熱燙手為內熱(多為腸胃熱)；腹部膨脹，移動震蕩，按之隨手而起，全身浮腫為水臌(多見于腎性水腫)；按之堅硬，膚色蒼黃，青筋暴露，四肢瘦削者，為血臌(多見于肝性腹水)；小兒腹大青筋，四肢瘦削，毛發干萎，鼻癢，唇爛者為疳積(為消化不良或營養不良)；臍腹疼痛，左腹下按之有塊狀累累者為燥屎(降結腸部位可摸到結糞)；腹痛時有包塊鼓起，按之凸凹不平，上下移動者為蟲積(可為蛔蟲性腸梗阻)；腹痛偏右，在髂骨隆起處與臍聯線的中、外1/3交點(闌尾點)按之痛甚，痛時縮足而臥的，為腸癰(闌尾炎)；小腹脹滿拒按，小便不通利的，為蓄水(尿潴留)；小便通利的為蓄血(大便色黑，可能是腸出血)。

【腹診】  
 
　　過去，對中醫的診斷手段只談望、聞、問、切四大診。對腹診有的根本漏而不談，有的雖提及、也只聊聊數語帶過。其實，中醫的腹診源遠流長，它源始于先秦時期，《內經》中即已總結和奠定了腹診的理論和框架；東漢張仲景在所著的《傷寒雜病論》中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腹診，擴展了其臨床運用的范圍。漢后的各代中其術經久不衰，且隨著唐代醫學的東傳而遠紹于日本并得以發揚光大。

　　大家都知道，腹診的主要內容就是醫師通過詢問有關病人胸腹部的諸種感覺并進行胸腹按壓和望、觸等診察手段以判斷其體內臟腑經絡、氣血盛衰和陰陽變化的一種診斷方法和途徑，它基本上屬于中醫的切診范疇，當然通常也伴隨著有關的望診。

　　我國最早醫經《黃帝內經》中，在總結先秦診病經驗時，即明確指出，觀察病人體表形色的反映，就可推知其內臟的隱伏病變，在《靈樞》中彰明較著地提出，這是一種“司外揣內”(即從外形來揣測其內部病證)的基本診病方法和措施，并為腹診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腹診的理論根據是什么呢？早在《內經》中就闡述了腹診與人體經脈的分布及循行路線有關，因為臟腑通過經脈相連，氣血賴經脈運行；經脈又通過絡脈、經筋、皮部而與胸腹構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故通過體外胸腹的診察，就可以反映體內臟腑、經絡、氣血津液的變化情況。同時，由于不同的經絡在胸腹的分布和循行部位不一樣，其所屬的臟腑也不同，因此不同的部位反映出的體內病變也就不同。其次是臟腑在體內所居的部位不同，則外應胸腹的部位也不一樣。故后世腹診中胸腹不同部位與五臟關系的研究，不大都是以此為依據而開展的。《內經》除了提出腹診的一些基本原理外，還提出了一些包括視形色、察胸腹部肌膚腠理的色澤、厚薄、粗密、潤燥等；察寒溫，以肌膚的涼熱來判斷正氣的消長與病邪的性質；診虛里部位以察知宗氣的盛衰，疾病的預后等具體內容，奠定了后世腹診發展的框架。以后隨著漢、唐、隋、宋、金元、明、清、各朝的繼承和發展，其內容已不斷得到補充與完善。并于唐代年間傳入日本，且有“難經派”與“傷寒派”的分流而受到日本醫學、特別是漢皇醫學的重視和闡揚，并起到了承先啟后，發揚光大的重要作用。

　　腹診的理論和方法，經過幾千年的發生和發展，已日趨完善，但中、日兩國傳統醫學間的腹診內容卻有著“同”與“異”的不同變化。如從辨證方面看，中醫腹診只是作為一種獲取信息的手段，很少有人單憑某一胸腹指征就作出是什么證型和用什么方藥的判斷。而日本漢方醫的腹診辨證，則實質上是以腹診指征為中心的方劑或證候的組合，如對胸脅苦滿可分成大、小柴胡湯、四逆散，柴胡桂枝干姜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等腹證；又如心下痞硬可分為痞堅、堅硬、石硬、堅滿等證型；動悸可分成心中悸、心下悸、臍上悸、臍旁悸等證型可為例證。

　　對辨證主要手段的認識上，中醫幾乎都只把腹診視為一種輔助方法，而日本漢方醫則視腹為生命之本，視腹診為“方證相對”的主要手段。

　　在辯證性和穩定性上，在整體的辯證的認識論的基礎上，反映在腹診方面中醫也常認為同一種腹癥可反映出不同性質的證型，如診腹滿，有時認為按之不痛為虛、痛為實，有時亦據全身表現而認為上下痛不可觸者非實證…諸如此類的辨證性和靈活性，在中醫腹診中屢見不鮮；而日本則強調腹診時方劑與適應證間的穩定性，特別是對經方的運用更嚴格要求原方原量，全不講究靈活辨證的原則性。

　　由于上述的特色，從而反映在對腹診的研究方法上，中醫著重在整體、辯證觀點指導下探討腹診與證的聯系并尋找有關的客觀指標；而日本則主為一種現代的分析手法，注意微觀局部表現及客觀化的研究，尤其是著重在把腹診與處方用藥直接聯系起來查找和運用相應的方劑。

　　上述有關腹診的有關內容和不同的探索途徑肯定會為腹診的發展帶來新的線索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