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茶業還沒有多大發展，茶利也不顯著，所以官府對茶也沒有課稅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隨茶葉生產和貿易的空前發展，不但在茶葉文化或飲茶習俗上有不少發展，就是在原來所沒有的茶政、茶法上，也獲得了一系列的建設和發展。
　　
　　首先從茶的賦稅制度來說。在大歷（７６６—７７９）以前，我國茶葉還只有土貢而沒有賦稅。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朝貢茶的州郡，主要有懷州河內郡（治位今河南濟源），峽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歸州巴東郡（今湖北秭歸）、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節）、金州漢陰郡（今陜西漢陰）、興元府漢中郡（今陜西南鄭）、壽州壽春郡（今安徽壽縣），廬州廬江郡（今安徽合肥）、蘄州蘄春郡、常州晉陵郡、湖州吳興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長樂郡、饒州鄱陽郡、溪州靈溪郡（今湖南龍山）、雅州廬山郡（今四川雅安）①等地。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實際往往是該州某一二個縣產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數縣并不產茶。如常州晉陵郡，其茶實際就主要出在宜興。另外，這些地區的貢茶，多數始于大歷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貞元稅茶以后入貢的。如《通典》載，安康郡貢茶一斤，夷陵郡貢茶二百五十斤，靈溪郡貢茶芽二百斤②；其所說安康、夷陵和靈溪的貢茶，就當是天寶以前的事情。
　　
　　這種貢茶，有的雖有定額，但似乎在唐代前期，還未形成一種定制。據研究，關于貢茶的一些制度和規定，是隨貢焙建立以后才逐漸嚴格和完善起來的。
　　
　　開元以后，在北方飲茶的社會風氣影響下，我國宮廷用茶的數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貢獻所能滿足，有必要設立一個專門生產王室用茶的場所，這樣，就出現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專門貢焙——常州義興和湖州長興間的顧渚貢焙。關于顧渚貢焙的緣起，《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有這樣一段記載：“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于上。棲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后因之，徵獻漸廣，遂為任土之質。”③茶舍是顧渚貢焙之前宜興采辦貢茶之處。
　　
　　長興“顧渚與宜興接，唐代宗以其（宜興）歲造數多，遂命長興均貢。自大歷五年始分山析造，歲有定額，鬻有禁令；諸鄉茶芽，置焙于顧渚，以刺史主之，觀察使總之”①。這就是說，顧渚貢焙，是大歷五年長興縣與當時義興均貢才專門設立的。義興貢茶，最初只進“萬兩”，后來愈貢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載，“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②”。貢額一多，所付勞役也多，所以《元和郡縣志》中又載：“貞元已后，每歲以進奉顧山紫筍茶，役工三萬人，累月方畢。”③顧渚貢茶，是加在長興和宜興先民身上的一項沉重負擔。
　　
　　曾任浙西觀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親自督造貢茶的過程中，體察到貢茶的艱辛，一次在起貢時，袁高專作《茶山詩》一首，力陳貢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諫君。其詩中有“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一夫旦當役，盡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造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④等悲憤凄涼之句。
　　
　　關于揭露貢茶嚴酷的詩作，還有如李郢的《茶山貢焙歌》等，其詩句“陵煙觸露不停采，官家赤印連貼催”；“驛騎鞭聲砉流電，半夜驅夫誰復見？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⑤等句，這些從另一個角度，訴說貢茶限時限刻，必須在清明前三天貢到京城的艱難。唐代茶葉，有“蒙頂第一，顧渚第二”之說，那么，貢焙為什么不設在蒙頂而設在顧渚呢？蜀道難行，這可能主要是為清明前要趕送到京城的關系。
　　
　　貢茶，實質上也是一種賦稅。如上面《新唐書》記及的貢茶，就是一種實物稅；而顧渚貢茶，則是帶有一種勞役性質的賦稅。但是，真正課收茶稅，還是德宗李適統治期間的事情。建中三年（７８２），為籌措常平倉本錢，趙贊上言“收貯斛匹段絲麻，候貴則下賈出賣，賤則加估收糴，權輕重以利民。從之”。于是趙贊“乃於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每貫稅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一，以充常平之本”①。這也是我國文獻中最早的稅茶記載。課征茶漆十一稅的第三年，朱亂，德宗逃到奉天（今陜西乾縣），為減輕百姓負擔，詔罷商貨稅。但不久，如《文獻通考》所說，貞元九年正月，鹽鐵使張滂以水災兩稅不登，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②；由此重又恢復茶稅，并自此把稅茶作為一種定制。
　　
　　貞元時茶稅歲入不超過四十萬貫，還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長慶元年（８２１），因“兩鎮用兵，帑藏空虛”，又加“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于是鹽鐵使王播請大增茶稅，“率百錢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稅一下增加到六十萬貫以上。文宗時，王涯為相，為盡取茶利，他進一步提出了官營官賣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頒令榷茶。強徙民間茶樹于官場，并焚其積舊；商人只能購買官場的茶葉，而且大增茶稅，一時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誅，榷茶也隨之中輟。武宗會員元年（８４１），崔珙任鹽鐵使，“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地錢”。當時茶葉貿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結果，只會使“私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鹽鐵使，針對當時茶稅混亂的情況，立茶法十二條，嚴禁私自販運和銷售茶葉。如規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引群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①。對于這樣一個苛法，頒行后不但減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稅收，百姓也仍然“以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葉的稅法，才相對穩定一些。
　　
　　茶葉從不稅到稅，除反映其時茶葉生產、貿易的發展以外，它雖然是強加于園戶、茶商和廣大消費者的一種沉重負擔，但另一方面，同時也說明這時的茶業，也已成為國家賦稅所賴的一種重要的社會生產事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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