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養生應“懲忿窒欲，少食多勤”。“懲忿”，即所謂少惱怒也；“窒欲”，即知節嗇也。他認為，體質強壯者就好像富人因戒奢侈而更加富有；體弱者如貧人，因節儉吝嗇而能使自己逐步富裕起來。“節嗇”并不是單指節制食、色二性，雖然他多次對家人強調“讀書養我浩然之氣”，但也認為讀書也應有約束，不可太過。他在自己的家中懸掛著“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的堂匾，時刻提醒自己，并在寄給屬下的信中說：“年來骨肉哀戚之事，層見迭出。以精力匱乏，亦遂強自排解，渙然若托于莊周劉伶之徒者。” 

　　為能做到少惱怒，他提出“以志帥氣”、“以靜制動”。他認為，大病在身之人可以支持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以志帥氣，二是以靜制動。人疲憊不振，是氣弱。意志堅強的人，能根據氣的變化采取相應措施聚神靜氣。如果早晨貪睡，則應勉強起床使自己興奮起來；若百無聊賴，就應端坐以凝神。這就是“以志帥氣’，之說。一個人久病虛怯，就會產生怕死的念頭，魂夢皆不安靜。就必須將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一切雜念鏟除干凈，自然有一種恬然意味。而平靜之余，抗病能力就會增強，身體會逐漸好轉，這就是“以靜制動”之法。不管是“以志帥氣”，還是“以靜制動”，指的都是精神調養，讓人們保持積極向上的心理狀態，這種調養的理論，即使以現代人醫療保健的眼光來看，也是科學的，值得后人重視。

　　重視自然調養的用藥觀

　　他認為，“治身當以‘不藥’二字為藥”。他所說的“不藥”，就是病了不要過于相信醫學。曾國藩自小受祖父“不信醫”訓誡的影響，認為“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反對動輒用丹藥治療。晚年，由于他在政治上崇尚無為，所以養生觀也祟尚無為。他在寄給兒子的信中說：“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靜調養，不可妄施攻治。”可見他非常注重自然調養，這或許是也與那個時代醫療條件差，庸醫較多，而使人們諱疾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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