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春，余內閣供職時，以軍餉浩繁，開錢銖例贈附生，并準捐教，以京銖二貫抵銀一兩。硯友宋懋之，名敏德。以附生入都捐訓導，一切余為經紀，宋甚德之，上兌后，宋日邀余游觀。一日歸來，宋忽小便不出，兼腹痛。疑是感寒，忌生冷者數日，病仍不減。乃邀余治。診其六脈俱弦，兩尺尤甚。乃曰，此蓄水也，利之可愈。投以五苓散加木通四錢，兩刻許，小便泉涌，腹頗舒泰。越日再診，左尺平，而右尺仍弦。乃曰：小腸已之水除，大腸之水尚在。不去之，恐召濕作瀉，又以胃苓湯去肉桂加砂仁等進。服藥后，宋寓居客店酣睡，勞不自覺，天明始醒，而被褥糞穢粘染殆遍，急呼人湔滌之。覺腹中餒甚，自此食量兼人，頗稱壯健。歸來至家，已選安邑校官矣。安乃廣文極優之席，到任后寄謝余曰，即蒙除去宿疾，又蒙經理得此官。感激之忱，銘于肌骨。而宋賦性鄙瑣特甚，余見時尚酬應，余則寅友親戚較錙銖如性命，不數年竟以大計失官。所積金，往來蒲洛作鹺賈，茲聞以疫疾，歿于茅津渡。所獲貲財，皆為他人賺去。貪鄙慳吝之骨，安能富厚終哉！因憶其病，故并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