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母親治不了的病。一個姑娘圓臉、高大、漂亮，看上去很健康的。母親號完脈，將姑娘的媽拉到一邊說，我治不了這病。現在我知道，這是白血病，那時沒有化療和放療，更沒有干細胞移植，無論中醫還是西醫都沒有把握。
　　母親對自己沒有十二分把握的病輕易不給治，不把病耽誤在自己手里。但對于治了一圈治不好，病人家苦苦哀求“死馬當活馬醫”時，她并不是拿不出辦法。她有個柜子裝一些特殊藥，其中毒藥居多。她用這些藥就是“以毒攻毒”，往往內服外敷，還有許多禁忌。我記得藥里放紅汞時就告訴病人絕對不能吃小米飯。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為什么。
　　自從西醫東進后，中國就與別國不同，有了治病上的中西醫選擇，又有了醫療事故一說。由于追究醫療責任的標準是西醫的，中醫的理論與西醫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為了自保，中醫通常會先讓西醫下“死馬”鑒定，然后再“死馬當活馬”治。如今人們在攻擊中醫時說中醫不能治急癥、重癥，因此不是主流醫學。這種觀點我不認同，這是拿結果當原因說。如果中醫院每天都像西醫院死那么多人，死亡證明怎么寫？醫療官司怎么打？西醫居醫界領導地位，我的工作經驗是遇事先用領導說的辦法，等領導的辦法不好使而他再拿不出辦法時我再悄悄地用我的辦法。如果你批評我為什么不在領導拿出辦法之前用我的辦法，結論是我無能，我會認為你是從外星球來的。
　　既然西醫一統了診斷權，于是，母親常勸病人先去找西醫治，其實就是要西醫的診斷。如果病人不肯去找西醫，或找了西醫沒治好又回來了，母親才肯下猛藥用中醫的方法治療。中醫在治病上力求四平八穩的做法以前我以為是我母親的個人做法，后來才明白這是中醫人的共同做法，這不是中醫的無能而是中醫的無奈。如今，同是西醫院，如果遇到治療風險大的病人西醫也推諉，好多病人就是在不停轉院的過程中耽誤了搶救時機。
　　正因為這樣，在中國大地上經常會發生一些讓人匪夷所思的治病故事。我一個朋友，他女兒在五歲時得了腎病，在當地醫院治、到省院治，最后到北京長年住院治。這些治療只是為了延緩孩子的病，為的是能堅持到12歲才可以換腎，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為了給孩子治病，他傾家蕩產、負債累累。為了讓他散散心，能找到他時，我們就請他出來吃點飯，喝點酒。他總是一杯酒下肚就伏在桌上哭。眾人給他捐錢，給他攬活，想法增加他的收入。大家認為他會讓這個病孩子拖垮的，應該另做打算，就推舉我去跟他談。我小心翼翼地跟他說，這個孩子也算是治到家了，再生個孩子吧……沒容我把話說完他就急了，表示絕不放棄這個孩子另做打算。我只有嘆氣，無可奈何，等待最后悲慘結局的到來。可就在這時，事情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轉變，我們當地的一個老頭，祖傳一個方，只治腎病中一種類型，我這個朋友在有病亂投醫的心理支配下就給孩子用上這藥了。結果這么大的一個病，就像治個感冒似的就好了，好得讓人難以置信，什么后遺癥都沒留。后來我看到這個孩子，不僅健康，而且頑皮。我問這孩子怎么比別的孩子活躍？她父親說，這孩子小時候整個接受的是醫療教育，也算是特殊教育了。
　　西醫現在雖然是“大醫生”，但其醫術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難道大地上生長出的只有西醫是苗，中醫就是應鏟除的草？官僚主義便是在學術界也會自發地生長出來。
　　出差住店經常能遇到外出求醫的人。高度的緊張，巨大的精神壓力，往往使他們無心顧及別人。有一天半夜，我爬起來，拉開燈，對同室另一個女人說：“你起來吧，反正你成心不讓我睡，我就不睡了，你說，你這么大聲唉聲嘆氣是怎么了？”她說她第二天就入院開刀，心里十分害怕。我忘了她說她是什么病了，反正她說完她的病，我說你這病也用不著開刀啊。然后我給她出了個什么招，第二天分手各奔東西，也就忘了這事。
　　幾個月后她給我來封信，說按我說的辦法把病治好了，高興得不得了，特地告訴我一聲，說我是她的貴人，把我贊得神乎其神，我卻怎么也想不起來是怎么回事了。
　　我在街上遇到一個幾個月未見的朋友，問他這幾個月做什么去了？他說治病去了，得了白血病。我驚訝地看著他，怎么也看不出他是白血病人。他說他住進了天津血液研究所，醫生說他至少也得做4個療程的化療才能使病情穩定。在第一個療程中，他不停地收集信息，并進行全面分析，第一個療程一結束，他就不告而別，從醫院逃跑了，獨自跑到從研究所聽來的一個中醫處吃上了中藥，把病治好了。他得意地說，他沒花多少錢就把病治好了。看他治白血病竟像治個普通病，不由得想，如果他是個西方人又往哪里逃呢？中國的事真是有意思。
　　我認識一位老醫生能治癌癥，前年去世了。我曾親眼看他把我朋友父親的肺癌治好了。他的治法是前胸后背敷藥帶喝藥。朋友的父親開始不信，不肯用藥，朋友跪在地上舉著藥不起來……病治好后，醫院說一定是診斷錯誤，不可能是治好的。朋友的父親氣壞了，要和醫院打官司。他說，照這么說，我對單位說我得癌了不成了欺騙組織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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