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遠古至五四運動的漫長歷史長河中，我國人民在同疾病的斗爭中不斷實踐、探索，由經驗上升為理論，并不斷發展提高，創建了燦爛的祖國醫學，同時也創建和發展了中醫內科學。中醫內科學的發展史，大體經歷了萌芽階段、奠基階段、充實階段和成形階段。

（一）中醫內科學的萌芽階段（殷周時期）

早在原始社會，人們在生產斗爭的同時便開始了原始的醫藥活動，“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務訓》）。隨著醫藥活動的增加，進入奴隸社會，中醫內科學開始萌芽，在殷代的甲骨文里已有“疾首”、“疾身”、“疾足”、“風疾”、“瘧疾”、“蠱”等一些內科疾病的記載，殷商時期已發明湯液藥酒治療疾病。周朝對醫學進行分科，有了疾醫、瘍醫、食醫、獸醫分工不同的醫師，其中的疾醫可謂最早的內科醫師。

（二）中醫內科學的奠基階段（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脈法》《五十二病方》（現名）《治百病方》（現名）《上下經》《扁鵲內經》等醫學著作，醫學體系逐步形成。始于戰國而成書于西漢的《黃帝內經》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全面闡術了中醫關于解剖、生理、病因、病理、診法、治療、攝身及陰陽五行、人與自然等一系列重要觀點，不僅為中醫內科學奠定了理論基礎，還論述了200多種內科病證，一般都能從病因、病機、轉歸、傳變及預后等方面加以論述。漢代張仲景總結前人經驗，并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著成《傷寒雜病論》，書中傷寒部分（后人將其整理成《傷寒論》）以六經分證概括、認識外感熱病；書中雜病部分（后人將其整理成《金匱要略》）按臟腑經絡體系概括、認識內傷雜病。《傷寒雜病淪》創造性地建立了包括理、法、方、藥在內的六經辨證論治理論體系和臟腑辨證論治理論體系，為中醫內科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三）中醫內科學的充實階段（魏晉至金元時期）

1、病因學、癥狀學、治療學的充實和發展魏晉以還，內科疾病的病因學有較大發展，許多疾病的病因得到充實。如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對不少疾病的病因觀察與認識已經比較深入，其對“寸白蟲候”（絳蟲病）的感染途徑是飲食不當，食生豬牛肉片；癭病（甲狀腺腫大）的發生與水土和情志有關；消渴病者“必數食甘美而多肥”的論述已得到今天的證實。葛洪著《肘后備急方》對尸注（結核病）、癩（麻風病）、沙虱（恙蟲病）等傳染病的發病也有較深刻的認識。南宋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在病因上首分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三類。；金元時期對中風的病因認識已從既往的“內虛邪中”發展為以“內風”立論。

在癥狀學方面，《諸病源候論》論及的病候已達784條，對許多疾病的癥狀學特征描述得詳細、準確，如《諸病源候論·淋病諸候》指出“石淋者，淋而出石也”，“膏淋者，淋而有肥，狀似膏”，對淋證病癥狀學的描述與現在的觀察基本一致。唐代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對消渴病易發瘡癰有所認識。王燾的《外臺秘要·消中消渴腎消》還認識到消渴病“每發即小便至甜”的證候特征。這一時期，對傷寒、瘧疾、肺癆等傳染病都在癥狀學上有詳細的論述，對中風、痹病、心痛、虛勞、腳氣、水腫等內科疾病的辨證水平均有較大的提高。

在治療學方面，有些病證的治療在當時已很先進，如晉，《肘后方》用青蒿治療瘧疾，用海藻、昆布治療癭病。唐·《千金要方》和《外臺秘要》使內科的治療更加豐富多采。如《千金要方》肯定了《神農本草經》用常山、蜀漆治療瘧疾，肯定了《金匱要略》用白頭翁治療痢疾，并用苦參治療痢疾，用檳榔治療寸白蟲病，用谷皮煎湯煮粥治療腳氣病等，極大地提高了這些疾病的臨床治療效果。宋·《太平圣惠方》《圣濟總錄》收集整理了大量治療內科疾病的方藥，反映了當時的研究水平和成就。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內科病的專題論著，如《腳氣治法總要》《十藥神書》等，極大地提高了相關專病的辨證論治水平。

2、學術理論的創新金元時期，涌現出不同學術流派，如劉完素倡“六氣皆從火化”的火熱病機學說，治療主用寒涼；張從正認為疾病皆“邪氣加諸身”，倡用汗吐下三法攻邪治病；李東垣倡“內傷脾胃，百病由生”學說，治療多用補脾升陽法；朱丹溪力倡“陽常有余，陰常不足”學說，治病主用滋陰降火。學術的爭鳴，促進了內科學術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四）中醫內科學的成形階段（明清時期）

明代，薛己的《內科摘要》是首先用“內科”命名的著作，王綸在《明醫雜著》中指出：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完素，雜病用丹溪。反映當時內科的學術理論已成體系。明清時期，內科的重要著作有《醫學綱目》《雜病證治準繩》《癥因脈治》《醫宗必讀》《張氏醫通》《雜病源流犀燭》《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諸疾》《醫宗金鑒，雜病心法》、《臨證指南醫案》等，這些著作作為中醫內科學已初具規模，它們在體例上將疾病分門別類，在內容上多數含有疾病的概念、病因病機、辨證論治、治療方藥和醫案等。

明清時期，雜病和外感病的理論有很大的發展。雜病方面，《景岳全書，雜證謨》主張“人體虛多實少”，慎用寒涼攻伐；趙獻可強調命門之火；葉天土有“久病人絡”之論。這一時期的專病論著明顯增多，如《慎柔五書》《理虛元鑒》《瘧論疏》《血證論》《中風論》等，對中醫內科學的形成均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尤其溫病學家的成就，如葉天士的《外感溫熱篇》首創衛氣營血辨證，成為后世診治溫病的準繩；薛生白的《濕熱病篇》對濕熱病證的發揮，充實了溫病學說的內容；吳鞠通的《溫病條辨》提出三焦辨證，完善了內科熱病學術體系。

這一時期，理論上已不限于一家之言，而是博采歷代眾家之長，結合自己的經驗加以發揮，創造性地建立并完善了熱病和雜病的證治體系，使中醫內科學術理論更臻成熟與完備。

綜上所述，中醫內科學是隨著歷史的進程和醫學實踐的發展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它也必將在新的歷史時期得到更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