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北京市中醫醫院革命委員會編寫的《辨證施治綱要》云：“毛主席教導我們：‘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祖國醫學在長期與疾病做斗爭的過程中，經過反復的臨床實踐，總結出一套具有整體觀念的以臟腑經絡為核心的理論體系，根據這個獨特的理論體系，確立了‘辨證施治’這一臨床治療原則。”

    1972年上海中醫學院“反潮流”而動，出版了以“辨癥論治”為書名的教科書，在該書“前言”中有云：“張仲景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在《傷寒論》一書中更明確地提出了醫治疾病必須實行‘辨癥施治’的原則。他指出，應該‘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證’同‘癥’)，這就是‘辨癥施治’的最初概括。”“祖國醫學的豐富經驗和獨特理論在臨床實踐中是通過‘辨癥施治’來體現的，因此，學習祖國醫學應當掌握‘辨癥施治’的規律，這樣才能在具體的臨床實踐中進一步體會到祖國醫學是如何醫治疾病的。”

    之所以不能使用“辨證施治”，關鍵在于“施治”二字，不能使人很容易地將其與“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相掛鉤，而“辨癥論治”“辨癥施治”，則是由于“癥”字，一是不能在字面上與“辯證法”相符，二是不能從表面上與西醫“對癥治療”從根本上區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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