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術：提倡“辨證論治”的歷史背景 張效霞　山東中醫藥大學

    新中國成立后，中醫學界之所以提倡“辨證論治”，并將之提升到中醫診治疾病的“基本規律”和“基本特點”的高度來宣揚，是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的。簡言之，在新中國的中醫政策開始確立和貫徹之初，為了盡快從根本上消除“中醫不科學”的歷史偏見，將其作為對中醫的基本診療規律和與西醫相區別的學術特點的概括，并隨著中醫政策的貫徹而在中醫學界迅速流傳開來的。

    提出：基于中、西醫思維方式不同

    任應秋先生在1957年出版的《中醫病理學概論》的“前言”中說：“有人說，祖國醫學對病理的認識總是一種概念，而于病理的形態學、解剖學、組織學等概屬無知。但我的看法是這樣：這方面固然可能是祖國醫學的缺點，可是翻開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病理學教科書，談某種病的病理時，似乎天經地義地就談它的病理形態學、病理解剖學和病理組織學，這些幾乎就等于病理學本身，仍然是有莫大的缺點……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病理學，忽略了疾病是人這個有機體所表現的現象之一，并且是在發展著的、變動著的現象，絕不能把它從整個有機體孤立起來加以片斷的了解的，更不是僅僅從病理形態學上考察就能有全盤的了解的……于此我們認識到祖國醫學辨識病理從證候，確定治療也從證候，合多種證狀而成一概括的證候名目，謂之陰、陽、表、里、寒、熱、虛、實以及風、寒、暑、濕、燥、火等等，既為辨識證候性質的關鍵，也是臨床治療的標準。疾病是隨時發展著的，變動著的，證候也是極其復雜而變化的，這樣證候與治療密切配合的病理知識，有它現實的實踐意義，能夠通過實踐的知識，便有它不可磨滅的真理存在，更有它不斷變革、升華發展的前途。”

    秦伯未先生1957年在《中醫“辨證論治”概說》一文中也說：“‘辨證論治’不是中醫的最高理論，是在中醫理論基礎上產生的一種方法，離開了中醫基本理論便沒有方法來進行。有人承認中醫‘辨證論治’的特長，但同時認為中醫只有實用主義的經驗的隨癥治療，這是根本誤解的。如果中醫沒有理論指導，決不會有一套優越的診療體系并積累起歷代文獻。也就是說，理論指導實踐，理論反過來就是方法，‘辨證論治’所以成為中醫的診療規律，就在于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任應秋先生在1976年又云：“如果以‘癥狀’為依據進行治療，那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一種不徹底的療法，也是一種不科學的療法。只有以‘證候’為根據進行治療，才是從根本上治療，比較徹底的治療。所謂‘對證下藥’，就是要針對‘證候’，而不是針對著‘癥狀’。”（《談談中醫的“辨證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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