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憶，自己習醫之初，其父吉忱公即以清·黃元御“理必《內經》，法必仲景，藥必《本草》”之訓導之。一部《傷寒論》，書中397條，113方，每日必須背誦一遍，從不間斷。直到熟背如流后，父親方授課說難，讓自己在說理間感悟其辨證論治大法。其后又讓讀其他一些經典，意在運用經方時，能深究其奧蘊，明仲景立方之旨。父親重視對四大經典的學習，成為自己一生學以致用之根基。

    當然，學研醫學經典不是“厚古薄今”，歷代先賢尚有真知卓識。清·劉奎謂“無岐黃而根底不植，無仲景而法方不立，無諸名家而千病萬端藥證不備”。故今天學習經方，旨在弘揚古代醫學精華，臨證通變，提高臨床療效。這是當代醫家的重要使命。

    涉山必歷層磴，登屋必藉高梯。欲明古人經典之旨，要讀后人之說，即“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專，必精而專，始能由博返約”之謂也。因此，醫者臨證或崇尚經方，或博及時方，均須讀仲景之書而察其理，辨后世之方而明其用，潛心鉆研，廣驗于臨床，力求立方各有其旨，用方必求其藥。也正如清·吳儀洛所云：“夫醫家之要，莫先于明理，其次則在辨證，其次則在用藥。理不明，證于何辨，證不辨，藥于何用？”故而或經方、或時方的應用，均重在辨證明理。

    “書猶藥也，善讀可以醫愚。”柳少逸認為，多讀古今醫家之診籍、醫案，可見其辨證之縝密，理法方藥之精當，有觸類旁通、舉一返三之法門。如“同病異治”“異病同治”，是在辨證論治原則指導下的兩種治療法則，臨證以“識異同”作為辨證思維手段，使辨病與辨證有機結合，從而達到治療目的。閱讀醫案、診籍、病歷，可洞見該病的辨證施治之軌跡，可示人以規矩準繩。

    “承接岐黃薪火，傳承中醫衣缽。”柳少逸說，古代有“醫之道最微，微則不能不深究；醫之方最廣，廣則不能不小心”之論。這也是他強調世醫應具有的知識結構以及中醫學術有序傳承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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