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后世醫學家還有進一步的發揮，認為應結合上文來理解，其上文云：“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談的是精、氣、形、化之間的轉化，故應從精、氣、形、化角度理解。如張志聰《素問集注》云：“夫氣為陽，火為陽，合而言之，氣即火也。少陽三焦之氣，生于命門，游行于內外，合于包絡而為陽火，然即少陽初生之氣也。歸于上焦而主納，歸于中焦而主化，納化水火精微，而生此精，以養此形，故承上文而言。”

　　綜上所述，對于壯火、少火的含義，后世醫家有不同解釋，我們覺得馬蒔注較為符合經旨，認為是指藥食氣味和緩與峻烈而言。純陽辛熱峻烈之品，其作用稱壯火，如烏頭、附子之類，能耗傷人體精氣，故云“壯火之氣衰”、“壯火食氣”、“壯火散氣”。屬性為陽，但為溫柔和緩之品，其作用稱少火，如當歸、人參之類，能補益人體精氣，故云“少火之氣壯”、“氣食少火”、“少火生氣”。觀上下文義，此解當合于經旨。然而張介賓等醫家之注將壯火、少火的概念引申為生理、病理之火，豐富了中醫病理學內容，學術意義更加深遠。“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雖其本義是闡述藥物的峻烈和溫和對人體正氣的不同作用，卻在更深的層次上表明了人體“氣”與“火”之間的關系，即亢盛的陽氣消耗人體的正氣，而溫和的陽氣助益人體的正氣。這一理論在《內經》理論中闡發頗多，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說的“熱傷氣”、《素問·舉痛論》所說的“炅則氣泄”等，均是認為火熱太過可以耗傷人體精氣。這一病理學觀點對后世醫家認識火熱證病理和治療影響極大。

　　張仲景《傷寒論》在治療熱證的方藥中加入補氣藥，如白虎湯證兼見燥渴不止、汗多而脈浮大無力屬氣津兩傷者加用人參；而熱病之后，余熱未清，氣津兩傷，或暑熱證氣津兩傷者皆可用有人參的竹葉石膏湯治療，這均是補益由于熱邪耗傷的人體之氣。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東垣根據本篇的“氣火”理論，并結合《素問·調經論》：“有所勞倦，形氣衰少，谷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提出了“火者，元氣之賊”，“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的觀點，認為火盛則氣衰，氣盛則火滅，因此，將《內經》對火熱證的病理學觀點應用于臨床治療，主張“甘溫益氣除熱”的治療發熱證的方法，設立了一系列甘溫除熱的方藥，最典型的為補脾胃瀉陰火之升陽益胃湯（黃芪、半夏、人參、獨活、防風、白芍、羌活、橘皮、茯苓、澤瀉、柴胡、白術、黃連、炙甘草）、升陽散火湯（升麻、葛根、羌活、獨活、白芍、人參、柴胡、防風、甘草）、補中益氣湯（黃芪、人參、當歸、橘皮、白術、升麻、柴胡、甘草），為后世治療發熱證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理論和方法。此外，另一位金元大家朱震亨提出“氣有余便是火”，也是對本篇“氣火”理論的繼承、完善和發展，使“氣火”理論更趨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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