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與文史書是主客關系

　　有學者推薦梁啟超列舉的五類137種和“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25種文史類書目作為傳統文化的代表號召中醫去攻讀，認為熟讀了這些書，“就能真正準確、全面地理解中醫。”用意固然不錯，俗云“秀才學醫，甕中捉鱉”，其他文化書讀多了，肯定對學習中醫有用。學中醫要多讀文史書，也是筆者一貫的主張。但關鍵要看學習的方法，方法不對，就會出現“書讀得越多越蠢”的情況。試看對經史類文獻飽擁如梁啟超先生，既不信中醫，又竭力排斥陰陽五行；在近現代的文化名人中，類似梁啟超先生那樣的飽學之士而反對中醫、亂批陰陽五行者觸目皆是。 

　　清代乾嘉以來研究國學的學者，大多偏重于對文獻的文字考據。文獻雖然是傳播知識的主要載體，但“文不盡言，言不盡意”，前人強調做學問要有悟性，要從無字處下功夫，學經典尤其如此。再說歷代文獻散佚嚴重，先秦文獻能流傳下來的已是“百不及一”，原文獻就只有出土文物了，研究古代學術思想僅據現存文獻考證自然局限性很大。近代疑古派們在古史考證上的一大弊端就在于以古書論古書，不能跳出書本內學問的圈子，故考據雖精，結論多錯。他們把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腰斬一半，什么都從春秋戰國開始講了。

　　對于像太極河圖洛書這樣的上古思想的研究，更要超越以文獻證文獻的窠臼。猶如莊子講的“赤水遺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就是說，用“知”、“離朱”和“吃詬”等一般尋找知識的方法不行時，需要考慮用“象罔”的方法去“索珠”。

　　讀文史書時要擺正與中醫經典的位置，分清主客關系，避免出奴入主。對中醫來說，《黃帝內經》是主，文史書是“他山之石”，不要輕易用某些文史書的觀點去亂解《黃帝內經》。有時《黃帝內經》的講法與其他文史書不一樣，本來《黃帝內經》的觀點是正確的，而有些文史書錯了，可以通過《黃帝內經》去糾正其他書的錯誤，例如對“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的理解，《淮南子》的地理說就有問題。現在中醫教科書反而引《淮南子》的錯誤講法來注釋《黃帝內經》，“以訛校正”就不可取了。

　　習近平同志指出中醫學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而我們有些同志似乎缺乏對《黃帝內經》的自信，只是一心想到四書五經中去尋找打開中醫學的鑰匙，這就反客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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