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五行在夏代以前已成為重要準則，早期的許多文獻可以互相映證。如《尚書·洪范》講“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尚書·甘誓》記載了夏啟討伐有扈氏的一篇檄文，列舉有扈氏的第一條罪名就是“威侮五行”。夏代將“五行”（所講“五行”包涵了“陰陽”）作為九條建國大綱的第一綱，強化了陰陽五行的文化核心地位。在此文化背景下圍繞五行而形成五時、五方、五色、五味、五星、五音、五谷、五官、五志、五德等概念順理成章，構建以五藏為中心的醫學理論體系也就不難理解。謝觀《中國醫學源流論》謂“中國自西周以前，本為陰陽五行之世界”，其說可信。故陰陽五行決不如某些國學權威所講是春秋戰國時期才形成的思想。中華民族的第一次文化高峰也應該是在黃帝時代而不是“春秋、秦漢”時期。

　　明確了陰陽五行學說產生的時間，才能討論《黃帝內經》的成書年代問題。現在的教科書認為，《黃帝內經》是戰國至秦漢時期的著作。至于書名為什么冠以“黃帝”兩字，教科書往往引《淮南子·修務訓》“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后能入說”之論，判為托名之作。其實，《黃帝內經》的書名首見于《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依據的是劉向父子等編著的《七略》，《黃帝內經》是劉向等分類匯編醫經類文獻資料后形成的一部書，其書名也是他們整理圖書時所題。《漢書》云：“劉向司籍，九流以別”，劉向父子整理圖書做的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工作，大概不會有需要“托名”的動機。《黃帝內經》的命名，是標示該書匯編的內容在學術上屬于“黃帝之道”。《漢書·藝文志》上另有一部《黃帝泰素》的著作，書目下有劉向《別錄》的注文：“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黃帝內經》恰是建立在陰陽五行理論基礎上的醫學著作，冠以“黃帝”之名是從學術思想上的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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